1997年的「刀、槍、棍」

2012/08/11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陳韋綸

坐火車/擋火車

8月10號上午,300多名聯福等桃園地區的關廠工人,從桃園火車站出發,搭乘火車前往台北抗爭。一抵達台鐵台北車站,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毛振飛立即下令就地佔領月台,準備臥軌。由於這一波行動,在對外宣傳時,始終以「台北捷運」作為臥軌的標的,因此這個突襲台鐵的動作,使得警方措手不及。另一方面,經過勞委會三天夜宿的東菱等關廠工人,在與警方數波激烈衝突後,突破封鎖,也來到台北車站與自桃園北上的勞工會合。佔領月台的行動,迫使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放棄50天的拒絕對話,派出副主委郭芳煜與勞工達成暫停訴訟、王如玄兩週後與勞工代表協商的承諾。下午4點,雖然現場尚有不同意見,認為勞委會未承諾撤告,不應結束今天的抗爭,但是在主要組織者毛振飛、非典型勞動工作坊林子文,以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吳永毅等人的安撫下,結束佔領月台的行動,此次抗爭,並沒有實際發生臥軌的事件。圖為聯福工人在桃園到台北的火車上,頭戴著斗笠,上面繫著紅布條。(攝影:孫窮理)

8月10日,在關廠工人連線佔據台鐵台北車站月台,隨時準備臥軌、阻斷鐵路運輸的壓力下,勞委會終於由副主委郭芳煜出面,與勞工簽下「城下之盟」,同意暫時「合意停止訴訟」。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90條,在這種情形下,4個月內一定要繼續進行訴訟,否則視為撤回告訴。也就是說,這次的行動換來最多4個月的協商時間。相較先前勞委會在關廠工人抗爭50多天以來,一直維持「繼續訴訟、有特殊困難個別協商」的調性(相關報導),而王如玄也始終拒絕露面,很清楚地,抗爭的強度,決定了官方的態度。

「15年前的抗爭」

工人的訴求有沒有道理?如果單純就法律來看,當初「借」的時候,清楚知道是「貸款」,有本金、利息與擔保,「欠債還錢」似乎是天經地義,這種官司到了法院,大概也沒有什麼贏面。勞委會以15年時效將屆,公務人員擔心審計、監察單位的究責,「情非得已」地提告,還對低收入、年老與失業的勞工,釋出「可以法庭內和解」、甚至「取得勝訴的債權憑證也未必會強制執行」等說法,對一個穩贏的債主來說,似乎已經仁至義盡。也許,對於律師出身的王如玄來說,這樣四平八穩的處置,於理、於法有據,她也不需要再面對什麼。

不過,王如玄可能搞錯了一件事情:她所面對的是一場15年前、而不是今天的抗爭。

這得從兩個層面來說,首先,這是一場15年前未完成的抗爭:1997年5月17號,同樣是接近「城下之盟」的情形下,新上任的勞委會主委許介圭在勞委會前與關廠工人召開公聽會,提出「就業貸款」與「就業補助」這兩個措施。不過,就通案來說,與工人提出「代位求償」──由國家先行墊付積欠的工資、資遣費與退休金,之後再向雇主求償──的訴求,完全不同。就個案來說,雖然當時勞委會官員向勞工表示不會催討債務,卻沒有白紙黑字地落實。

這15年裡,其中如聯福、興利紙業等,都有公司負責人出面表示願意概括承受勞工貸款;如果當時讓資方把債權移轉過去,也等於非制度性地完成了「代位求償」的動作。不過,既然資方在國內已經無力償還積欠員工的薪資,也當然找不出錢還給勞委會,而當時的勞委會就以「無法確保債權」為由,拒絕移轉債權。

「代位求償」和它的替代物

「代位求償」主張的基礎,是國家對於資方惡性倒閉有預防、監督與制裁的責任;對於債權的實現,有遠高於勞工的能力與權力;對於惡性關廠造成的動盪,又有維持社會安全的義務。如果這些債權可以確保,也就不需要國家出面了。如此來看,當時勞委會以這種理由拒絕移轉債權,與拒絕實現「代位求償」的制度,完全是同一套邏輯。從對應的制度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制度與「勞保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是讓資方(甚至勞工)自己交錢成立基金,再用基金支出,都具有「保險」的性質,而不是真正的國家責任。加上規模不夠,不能及於資遣費與退休金,這些制度本是「代位求償」不準確的替代物。

而國家責任的實現,最後被寄望在由工運提出的《關廠法》脫胎而來的《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的立法上。但是在2001年,民進黨陳菊主政的勞委會,將《大解法》中最重要的「介入經營權」、「代位求償」與「勞工債權優先抵押權」等精神完全移除,加上同年8月,「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中,又將《大解法》定位為「程序法」;這造成兩個效果,第一,限縮國家面對關廠時的責任。官僚系統只需要按步就班走完大解程序,就沒有其他責任。更嚴重的另一個效果,是因為有了《大解法》和「墊償」這些程序之後,官方除了這些,彷彿其他什麼事情都不會了。這可以從近兩年,如太子汽車、華隆頭份廠與榮電的爭議中看出來,不管題目是不是關廠,勞委會的官僚,都一定要往「關廠」、「歇業認定」這些方向上作答,除了這些,啥事也不會,弄得自己像是一個「歇業認定局」一樣。

王如玄誤揭封印

談到這裡,就碰到今天「關廠工人連線」屬於「15年前抗爭」的第二個層次,那就是它的行為模式。15年前的關廠風潮發生的時候,缺乏制度;或者反過來說,關廠抗爭迫使國家把相關制度搞出來。已故工運前輩、自主工聯前會長曾茂興有一句名言,所謂「勞動三法」指的是「刀法、槍法、棍法」,15年前的抗爭,講的是實力原則,沒有制度,玩的是叢林法則,臥軌、滋擾大學聯考,逼使資方面對,用的方法是阻斷生產的罷工封鎖線,而逼使國家面對的方法,當然就是阻斷社會正常的生活。

勞委會的支付命令無意間揭開了15年的封印,老工人和他們的組織者記得的,是「刀法、槍法、棍法」,不是「制度」;而歷經多年的抗爭,老工人的組織或許已經渙散,但是人際網絡尚存,15年前組織者的脈絡,也都還在,在桃園縣產總、自主工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非典勞動工作室的動員下,一場「15年前的工運」復活了,老而彌堅。而這些,超出了王如玄所能理解的範圍。

當然,也許對「25年前(1980年代後期)的抗爭」來說,15年前的抗爭,只是它的強弩之末,80年代後期,台灣還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尾聲,在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誘因下,工人運動一度是以「主動出擊」作為軸線的:工會自主化從而擺脫國民黨的控制;在勞動條件上,要的是像「年終獎金」這種勞資在利得上重分配的議題。激烈的罷工行動,也有形成工人階級政治的機會。不過,到了90年代,先是資本以土地炒作利潤大於生產利潤,開發土地型的關廠,接著就是追逐國際低廉勞動力的外移型關廠,先天不足的台灣工運,還沒有站穩腳步,就被關廠潮沖垮。

拾起「刀、槍、棍」,重習「勞動三法」

如果以曾茂興/聯福作為某種象徵,15年前的工運,敢衝敢撞的大哥/嗷嗷待哺的失業工人,其實已經是工人主體與組織力量弱化的代表,但是當它今天在台北車站驚鴻再現之際,抗爭的力量,依然讓人折服。

不過,如果在這裡,我們討論的只是15年前的工運,那也未免太讓人感傷了,該問的可能應該是:15年後的工運是什麼樣子呢?

15年前,現實上沒有制度,抗爭者的心裡,自然也沒有制度;抗爭的力量,迫使官僚拿出名為保障工人,實際上是在自保的制度。在今天,法律與制度儼然已經成為抗爭的極限,所以造成王如玄誤判形勢的,就在於她是2012、而不是1997年的勞委會主委。歷史的裂隙,讓我們再與15年前的抗爭擦肩而過,月台上,偶而窺見的,正是這15年來,工運,乃至社會運動在法律與制度上的迷障,15年後的工運長什麼樣子?得看看今天的工人能不能堪破迷障,拾起1997年的「刀、槍、棍」,把「勞動三法」練到什麼功力了。

毛振飛(手指上方者)和他身後的曾茂興。(攝影:孫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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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現在的「刀、槍、棍」勞動三法也很厲害啊,比誰搶先組的工會
組織範圍比較大,就可以跟另一家工會的會員說你們組織是違法
的。很多人都在這樣玩呢。

比如說是:南電企業工會嗎?是嗎?

牠們自稱"南企工會"
下面牠們就是先砍先贏的代表性團體,然後3年了,還是收不到會員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4177860625&ref=ts&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8D%97%E4%BA%9E%E9%9B%BB%E8%B7%AF%E6%9...

我想大家都知道,重點不在是不是。
而是1997年曾茂興的刀槍棍是拿來對付國家與資本家的,
2012年,我們要拿起國家制定的遊戲規則互砍嗎?

大家都不希望互砍啦~!但是樓上的,現在比的是"先砍先贏"~~!!

全世界的資本家都聯合起來了, (台灣)工人卻在"拿起國家制定的遊戲規則互砍"? 不清楚這遊戲規則是指哪一條法(同一企業只能有一個工會?),

但是不是應該把它給廢除?

苦勞網不敢提的是,十五年來台灣工運毫無進步,所有工運的領導者都在吃八零、九零年代抗爭的老本,傳統三大工運體系(勞陣、勞動、工委)土崩瓦解,以國營企業和職業工會為主體的幾個總工會,無暇也無能力去管民營產業工人的死活,這就是十五年來台灣工運的寫照。十年前同志大遊行才幾百個人遮遮掩掩才敢上街,現在已經成長了幾十倍,有六萬人的規模,還有名人影歌星加持;十年前工運五一秋鬥還可以弄個一萬左右,去年幾場工運遊行都只剩兩三千人老弱殘兵,連勞保健保議題這種過去最容易動員的,這幾年也幾乎沒有聲音,任由官資宰勞工。明明十多年來台灣勞工的意識是抬頭的,但無論是體制內工會或體制外工運團體,根本無力去組織這些年輕一輩的工人,就一天天擺爛。台灣工運要有出頭,除非清洗掉一大批沒做事納涼的「工運公務員」,重起爐灶從零開始,否則台灣工人永遠別想出頭。

「工運公務員」集中在各種大小型的工會中,尤其是以某些
國營工會、金融業工會為最,只會上網發表議論紙上談兵,
對於實際組織日趨零碎化、彈性化的勞動階層根本束手無策
,甚至還有些依靠國家制度性攏絡維生的「工運公務員」,
拿著國家施捨發放的各種證照沾沾自喜,賺取費用,不自覺
(甚至自決且以此自我標榜)的成為政府緩和勞資關係的有力
工具,而且更可惡的是,這些人永遠不會是街頭抗爭的主力
,因為他們實質上已經被國家豢養了,根本不敢拿出真正拿
著自己組織的名號出來抗爭,不清洗掉這些假仁假義的「工
運公務員」,重起爐灶從零開始,台灣工人永遠別想出頭。

不太懂台湾的工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职业?政府,企业多创造就业岗位,多引导转型就行了,时代在发展,有的行业就是要淘汰掉啊,原来还有打字员,接线员,现在人人会打字,人人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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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建筑工人,都是被包起来隔离施工,工人的工作很难呈现在市民面前,他们的生活处于黑暗状态,由于最低标准的工资,他们也不会出现在大部分城市中的消费场所,由于超长的工作时间,他们也没有过多的消遣时间,出现在城市的共同生活之中。
  在逐渐形成实际权力的虚拟公共空间网络之中,工人依然是弱势者。他们无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无法引导舆论热点。由于缺乏“代言人”,他们的声音很容易埋没在更为“有趣”的各种话题之中,从而把这块本来可以突破的阵地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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