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聯裡的賴和與歷史上的賴和

2017/01/02
苦勞網特約撰稿人

今年總統府春聯「別出心裁」,選用賴和1915年的詩作〈乙卯元旦書懷〉前兩句做為賀詞:「自自冉冉,歡喜新春」,總統府12月30日發出的新聞稿還特別強調:「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府印製的春聯文字取自台灣文學」。不過,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隨後在臉書發文(現已刪文)質疑「自自冉冉」應為「自自由由」之誤,認為前者是「前所未見且語意不通的詞」;作家張大春與學者須文蔚等人也提出類似的批評。究竟是「自自冉冉」還是「自自由由」在網路世界引起兩派對立,這個發展卻也符合當代台灣特色:任何是非問題終究會被吸納進藍綠格局底下的政治鬥爭。

根據賴和的手稿,其原意應是「自自由由」。總統府把寫錯字的責任丟給賴和基金會,指稱其所本是該會出版品印為「自自冉冉」,還一本正經地在新聞稿裡為「自自冉冉」賦予「國家漸進改革、穩健轉型的意象」,遭外界砲轟「文過飾非、屈辱先賢」。其實,「自自冉冉」的寫法並非總統府所創,將錯誤都指向總統府便顯得過於嚴苛。2009年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賴和詩文集》,收錄該詩也是印為「自自冉冉」。因此,顯然最早根據手稿辨識的研究者,就將「由」認成「冉」,從而以訛傳訛,被兩岸不同版本加以收錄,又被其他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擴大解釋。

雞年總統府春聯:「自自冉冉,歡喜新春」。(圖片來源:總統府)

更重要的是,執著於「由」或「冉」,無助於我們去理解總統府此番用心良苦的政治動機,也無助於重新去認識長期被政治剪裁的歷史脈絡。當然,總統府特別選用台灣前輩作家的詩作,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不過,總統府刻意透過春聯的形式突出「台灣文學」,恐怕還是有著精密的政治算計。長期以來,「台灣文學」被特別強調其中的「非中國性」以及歷史特殊性,追溯到陳水扁執政時期各大院校廣設台灣文/史學系所,就能清楚地看到「台灣文學」是新興國族建構工程裡不可或缺的文化陣地,且某種程度上更與思想意識形態陣地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讚美論」互為表裡,相輔相成。

總統府選用賴和的作品,或許沒有注意,也可能是刻意忽略賴和在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反日解放鬥爭中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無論原作是「由」是「冉」,賴和無疑是日本殖民統治文化改造動員之下,堅持寫漢文、作漢詩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關懷永遠站在受苦的底層人民立場,對抗殖民地官商政經的剝削體制。

不只是賴和,我曾聽一位高中老師提過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他的故事。這位司機大哥說,他阿公教他爸爸漢字、漢文都是利用深更半夜,把漢字寫在裝番薯的麻布袋內層來讀,天亮以前再把麻布袋翻回來;萬一被發現偷學漢文,一定被會抓起來關,教的人還會更慘。這位司機先生父祖輩們在日據時期冒險教習漢文的故事,正好印證了日本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對台灣人的判斷:「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

總統府的新聞稿,將賴和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卻沒有交代清楚「台灣新文學」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價值。1948年楊逵在《新生報》「橋」副刊發表〈「台灣文學」問答〉一文,明確指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台灣文學是與日本帝國主義文學對立」。在此歷史脈絡下,日據時期的「新文學」的意義將更為明顯,首先,它主要是以白話漢語為創作形式,而非方言拼音;其次,台灣新文學的思潮是與當時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為精神連帶,旅居北京的台北人張我軍就被認為是將「五四火把」引回台灣的「先覺者」。

賴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1947年歐陽明發表在《新生報》「橋」副刊的文章〈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就高度評價了賴和等台灣新文學作家,認為其作品體現了「歷史的社會革命價值」,他指出:「台灣文學的第二階段,是一個新舊興替的扭轉期,是一個台灣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它隨著本島台胞民族解放革命鬥爭,高漲的激勵的轉變而轉變。同時也受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刺激,因而以新文學革命的姿態去批評揚棄了過期的台灣舊的民族文學,加以新的發展」,依此便可釐清台灣新文學的性質,以及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可以說是萌發於反抗殖民運動,成為文化戰場的一支重要隊伍。歐陽明在文章中強調:「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使台灣文學急驟的走上了嶄新的道路。它的目標是要求『民主』與『科學』。這目標正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不謀而合地取得一致。這說明了台灣文學運動與台灣反日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台灣前輩作家王詩琅1978年的文章〈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也有接近的評價:「台灣新文學是孕育於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以反日新文化運動一支派生隊伍出現;因此,他的基調本來就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識,況且初期是在五四運動影響下以白話文為寫作工具,性格極為明顯,日當局忌嫌他們的民族思想,毋寧說是當然的。」這場具有反抗性質的文學運動,賴和與楊逵等作家是其中戰鬥不屈的實踐者,其後所彰顯出來的人民立場與抵抗精神,更是延續到光復初期台灣的左翼運動,由於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又促使與全中國的反戰與革命運動結合為一。

賴和文學作品所代表的民族性與反抗性,反而打破了台灣國族建構政治需求下的「台灣文學」假象,也顛覆了這張春聯背後的政治目的。這次挑起戰火的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後來在臉書改口肯定總統府,並稱:「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大家對台灣文學這麼陌生?……遠因就是數十年的大中國教育,大家都沒機會接觸台灣在地的文學。大家都是受害者。」這段真心的告白,表示當政者並不在意歷史真相,也無視於賴和真正的精神,靠著想像就把賴和推出來當「台灣文學」的門神,反映了賴和對當政者來說不過只是一個符號而已。

一張春聯,透露出了歷史的不幸。問題並不在於稻草人式的「大中國教育」,而是在於長年以來為了打造「新而獨立」的國族,不惜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扭曲歷史的結果,以拋棄真實主體性的方式,來滿足對於虛假主體性的渴望。

特約撰述: 
責任主編: 

回應

衷心希望您看一看<百年追求>第一卷:自治的夢想。從來在這島上的居民是反日本殖民的。到第二、三卷,更清楚鋪陳了「大中國教育」是綿密的系統的存在,不是什麼稻草人。從日本、國民政府、到中共,我想向來壓迫都是存在的,也是台灣人集團必須扛起來的命運。

錯了,不要賴給賴和!
2017-01-03 自由時報 金恒煒專欄

錯了就是錯了,必須要承認,沒有二話。
不管是冒稱「灣生」田中實加的作家陳宣儒,還是貴為總統卻在春聯中錯寫「自自冉冉」的蔡英文,做錯了,寫錯了,不可以將錯就錯,更不可以郢書燕說。那些妄圖替總統塗脂抹粉、指鹿為馬的諾諾之士,只凸顯台灣社會的虛偽不實。
首先討論一下賴和的原詩到底寫的是「自自由由」還是「自自冉冉」?從媒體刊出的賴和手稿的行氣來看,賴和的書寫,凡一豎、一橫都出格的長,如自、由、幸、身、事,皆然。其次,非要說賴和用「自冉」取代「自由」,不能只有孤證,賴和的詩作俱在,可以覆按。比觀研究者所引賴和詩文,「自由與平等」是他的價值的核心;且引一九二四年的三首詩,一是白話詩中有「一人各平等」、「一人皆自由」句,同年〈飲酒〉詩,「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另首,「滿腔碧血吾無吝,付與人間換自由」;「自由」,一一在目。三者,有人說「自冉」係客語發音,賴和確是客家人,但根本不會說母語。更重要的是,「自冉」不見於任何漢文典籍,賴和漢文造詣不淺,且寫了許多漢詩,非濫竽充數之輩,不會犯此錯。
順便回應一下。有人說「自由」是日人翻譯的名詞,漢文古未有之。此亦不然。一千年前的王安石〈擬寒山拾得二十首〉之四,即有「風吹瓦墮屋,還打破我頭,……,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所以胡適才會一再說:「『自由』在中國古文裡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力』。」退一萬步說,賴和若真的寫出「自自冉冉」,是賴和錯了,或者也可說賴和「自造新詞」。賴和是作家,有自造新詞的權利,但蔡英文的春聯是正式公文書,不可以用太虛幻境自造「石頭記」。
最後談幾個重要的課題。第一,蔡總統犯了錯誤,不可賴給正確書寫的賴和身上,這是厚誣古人。第二,即使白紙黑字印出來的,不保證必然正確,有疑處要追溯原典。即使原典,也可能出錯;考證工夫的必要在此。第三,漢語書寫,也要專家,素人自以為是,必闖禍。舉一例,蔣介石時代,總統府秘書室就聘請了古典漢詩的大師周棄子,臺靜農教授讚譽他是「全台第一詩人」。周棄子有一篇文章,專論機要秘書作「應酬文字」,他表示:「由於我們文字構造特別,具備所謂平仄、對仗,加上書本上典故的運用,纔樹立起這小玩意的骨幹;沒有這些,也沒有所謂應酬文字了。」春聯就是應酬文字的小玩意,雖小道必有可觀。
結語。誰說總統一定要玩春聯這些小玩意?如果一定要玩,就必須嚴守規定,免得鬧笑話,落人話柄。值得思索的是,這麼簡單容易不可能產生爭議的春聯小事,總統府都可以惹出偌大風波,難怪就任以來,問題這麼層出不窮。從小窺大,不讓人冷汗浹背也難。

1989年8月,莫那能出版第一本臺灣原住民漢語現代詩詩集《美麗的稻穗》。《美麗的稻穗》收錄的詩〈來,乾一杯〉中,莫那能批評,臺灣獨立運動不讓臺灣原住民擁有臺灣前途的主導權:「一千八百萬人自決的口號/聽不到我們的歎息/平等和博愛,正義與公理/早將我們遺棄」。陳映真為《美麗的稻穗》寫了一篇長文〈莫那能——臺灣內部的殖民地詩人〉,跳脫漢族本位主義,批判漢族政權對臺灣原住民的長期壓迫,並且指出:「如果一定要在臺灣生活中找『民族壓迫』的問題,那恰好不是什麼『中國民族』對『臺灣民族』的壓迫,而是包括『中國人』和『臺灣人』的漢族對臺灣原住民族的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