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重建歷史敘述 超越記憶的自由

2016/10/23
苦勞網記者

昨天(10/22)在馬場町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上,代表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族發言的成大都計系葉光毅教授1致詞令我印象深刻。葉光毅提到,台灣社會在極致的個人主義下,經常會強調「個人的歷史經驗」,不去追訴歷史事實,把一切歷史敘事都相對化。造成的結果則是,許多原來可以仔細區分是非、辨認對錯的事情,最後都只能落入「沒有誰是對的」或者「大家都有錯」這類虛無的陳詞濫調。

馬場町的土丘上披掛了「人民忠魂」等字樣。(攝影:張智琦)

葉光毅說的是歷史被多元化、相對化乃至於碎片化。若改用比較流行的說法,則是「記憶的自由」,這類主張如今被普遍用以粉飾對殖民時期的緬懷,例如那些對於日本殖民帶有美好思念的歌頌之詞、紀念高砂義勇隊、參拜靖國神社之舉,有論者說,這是「記憶的自由」,清理殖民體制的遺留,則是侵害了這些人的「記憶的自由」,而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多元」的社會。

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這類「多元」論述總有著顯而易見的偏狹,論及日本殖民,都把「記憶的自由」說得無比高尚偉大,要拆「大中至正」時又說是大是大非與轉型正義,國家轉型應為所當為。

然而,單單指出過去「記憶的自由」論述的虛假性、矇騙性,與側翼性,仍是遠遠不足夠的。撇開它經常被用以掩護親美親日意識形態不說,我們是否真的徹底反對這種虛妄的「記憶的自由」主張呢?——今日在內戰框架中討論台灣,難道不也存在另一種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嗎?一側是殺朱拔毛的、反攻大陸的、歌頌蔣委員長的「記憶」;另一側則是白色恐怖受難的、地下黨的、紅色祖國召喚下左翼理想的「記憶」。

試問,我們是否應該為了今日要追求兩岸和解與歷史正義,而接受後面這一版本的「記憶的自由」呢?難道,眼下為了促成今日兩岸之和解,就必須要對於過去內戰緣由採取某種不爭論,甚至和稀泥的態度嗎?

國共內戰的發生,是彼時左右翼兩個世界與世界觀的存亡之戰。成功召喚無數理想青年認同、接續島內左翼在台灣投入革命工作的,恰是後來打贏內戰、建設新中國,並作為「紅色中國」代表的共產黨,也因此,國民黨在敗逃來台後,才會藉由威權統治展開絞殺左翼份子的白色恐怖。

將兩岸歷史放回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過程中,國共之內戰是階級鬥爭的必然,但從內戰衍生為兩岸分斷則是冷戰的產物,是美國介入的結果。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團體屢屢提出兩岸和平、和解,自然是當前追尋歷史正義的必要步驟,然而,兩岸和解如果不是在左翼與新中國的歷史敘事中,訴求國民黨真正對於歷史錯誤展開道歉與清算,這樣的和解,即便仍有著克服冷戰結束兩岸敵對的歷史貢獻,卻仍然跳過了對內戰經驗的清理。

簡而言之,真正的轉型正義,應該是同時終結冷戰與內戰。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戮力重建一個歷史敘述,透過它來安置與擺放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各種歷史經驗,並開始嘗試區分是非、辨認對錯,學習在這個複雜的世界當中,對於不同歷史經驗與情感,進行並不簡單的判斷與評價。

秋祭紀念碑上印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頭像。(攝影:張智琦)

  • 1. 葉光毅的父親是葉盛吉,知名台大醫生,出生於日據時代,中學畢業後赴日求學並學成歸台,隨後投入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隸屬於學生工作委員會醫學院支部,1950年5月,葉盛吉被國民黨當局逮補,依照《懲治叛亂條例》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遭槍決於馬場町刑場,得年27歲。
責任主編: 

回應

人間動物園
2016-07-15 聯合報 王正方(電影導演)

某年紀不大的市長說,台灣在「日治」時期,人民比國民黨統治下幸福。還有「台灣民政府」,盡情誇讚日本殖民統治者,主張台灣應回歸日本。都不是他們的親身見證,七十多歲以下的台灣人不曾經歷過日本統治。歷史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二○○九年日本NHK播放的紀錄片「人間動物園」,陳述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種種。
明治維新後,日本要躋身為擁有殖民地的一等國家,台灣是最早的日殖民地。怎麼殖民呢?首任台灣總督的民政局長後藤新平,下鄉調查後做出結論:要台灣人成為日本人,就如同將「比目魚變成金眼鯛」那樣困難。遂全力平定抗爭,史稱「日台戰爭」,在雲林殺抗日台灣人,鮮血染紅了一條河。頒布「匪徒刑罰令」,破壞公物者就定為匪徒,可判以死刑,處死匪徒三千餘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殺人數十萬,紀錄都巨細無靡的在二萬六千冊台灣總督府文獻中。
開始日本的殖民統治成績不佳。台灣樟腦產品曾占世界產量百分之七十,日軍登陸,樟腦全面停產,英法等國對日大肆恥笑。之後建起四百公里南北縱貫鐵路,保障樟腦輸出線,歲入一百億日圓。一九一○年的倫敦英日博覽會,日本全面炫耀殖民台灣的成果,數十位排灣族原住民穿上民族服裝,在展覽室中行住表演,供人觀賞;證明文明人為落後民族做了好事,人稱「人間動物園」,是最吸引人的展出,有八百萬人參觀博覽會。製片人以一張老照片找到「人間動物園」某成員的女兒,老太太捧著照片說父親從沒提過此事,垂淚。
柯德三老先生,八十六歲,以純正的日語談往事。祖父柯秋潔,日軍入境時就學日語,監視居民,向政府報告,在為台人設立的學校教日語;功勞不小,將兒子送去日本公學就讀,遭勒令退學。後藤新平批示:兩種學校的目的不同,台灣人學基本日語就夠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深恐五百萬漢族後裔心向中國,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鼓勵甚至強制台灣人歸化為日本人,嚴禁中文,不講日語的不准乘公車。專為日本子弟設立的台北第一中學(建國中學前身)開始收台灣生,柯德三上了這所中學。
NHK在台北召開「台北第一中學同學會」,最老的出席校友九十六歲。當年一班五十人,只有二名台生,成績要特別好,否則不能繼續讀。他們努力學做日本人,但經常受日本同學的歧視嘲弄。柯德三畢業後入伍日海軍,被美軍炸傷。許多台灣同學身死戰場,柯老懷疑,有的是受傷後無法撤離,便就地處理了。日軍徵台灣兵廿一萬,在南洋及中國戰場陣亡近三萬人。
有何感想?老同學們多說不喜歡;當時的一等公民是日本內地人、琉球人為二等公民、台灣人屬第三等人。我們徹底日本化了,還是受歧視、被愚弄、遭到拋棄!老先生邊說邊掉淚。
NHK一向製作嚴謹,言之有物。片尾警語:瞭解別人的歷史,有助於瞭解自己。為什麼這麼多亞洲國家討厭日本,台灣最親日,日本卻這樣傷害過台灣。日本是如何走過來的,該怎樣走下去?
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怎麼生存下去,日本殖民統治也是一條路?後藤新平的話揮之不去:「比目魚焉能變成金眼鯛?」

轉型正義不能只有勾銷罪名
2017-11-29 上報 葉虹靈、黃丞儀(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理事長)

「活下來的人不是懦夫…我們家是白色恐怖家族,有著白恐家族應該會被對待的樣子。可是我還要承受族群的衝突,我覺得身在徹底的孤獨當中。」這是去年模擬憲法法庭上,聲請人杜銘哲的自陳。他的父親博尤特士庫(漢名杜孝生),是同案被處死的鄒族菁英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兄弟。杜孝生是日本殖民後期唯一一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台灣原住民,原欲將所學貢獻族人「改善高砂族的衛生觀念」,但因被牽扯入這件國府打壓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大案,而改變了命運,被以貪汙罪判處十七年抑鬱一生,也未能進入解嚴後的平反之列。
杜銘哲和家人過去曾兩度向「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卻因父親的罪名非屬內亂、外患罪而遭拒絕,回憶這段過程「我們努力這麼久,倒不是因為在意能得到多少補償金,我在意的是爸爸『貪汙』的罪名沒辦法得到平反。」「我希望的是能有像今天這樣的討論,藉由討論發現真正的問題為何。就像我的訴訟代理人為我父親整理的介紹,標題寫著『墜落在白色恐怖的隙縫中』,我覺得很有感觸,因為父親所受的遭遇確實是這樣的。」
類似這樣,在白色恐怖時期未必被以政治刑法相繩的政治犯,自解嚴以來求償無門,幾乎不被大眾看見,而本週有望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可能將使他們再度被排除於平反的行列之外。

不能再只有轉型而無正義

轉型正義曾是蔡總統的重要政見,只是就任一年多以來,對於她承諾的工作項目,如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三年內完成真相調查報告等至今毫無音訊。眼看「促轉」將成為蔡政府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成就」,我們不得不在法案即將過關前做出提醒。
台灣轉型正義時常被抨擊為「有轉型而無正義」的原因之一,在於原本依《戒嚴法》,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之一般人民,於解嚴後後可上訴至普通法院。這個規定是因為憲法第九條保障一般人民不受軍事審判,《戒嚴法》卻成為憲法的「例外狀態」。一旦戒嚴結束,就應該回復到正常的憲政國家,允許人民針對程序保障不足的軍事審判判決,要求司法系統允許上訴。
但當年政府為在解嚴前夕迅速通過《國家安全法》,排除了《戒嚴法》的允許上訴規定,封閉了政治犯上訴的途徑,僅留下條件嚴苛的非常上訴與再審窄門。政府的理由是戒嚴長達38年,案件量太多。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專制政黨擔心,軍事審判案件都可以「翻案」的話,恐將動搖國本;甚至若進而追究違法濫權的人員,不止下層的情治人員或軍人,許多參與在政治迫害當中的高官權貴都將被追究責任。
這個明顯違憲的法律,經過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認為這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應該尊重國會的判斷,在第272號解釋中維持合憲。第272號解釋堪稱我國釋憲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一號解釋,職司守護憲法的大法官竟然曲從威權統治者,維護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軍事判決不受重審。他們更忘記了,當時的國會未經改選,根本欠缺民主正當性,何來民主國家的「立法形成自由」?根本是「威權形成自由」。

一筆勾銷只會離真相更遠

如何尋求司法平反,是民間長年訴求。本屆立院各黨均已提案,要修改國安法限制上訴規定。不過引發我們擔心的是媒體報導,民進黨團打算針對促轉提出的修正動議,在第六條新增第三項,直接讓戒嚴時期依照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和刑法一百條判刑的政治犯,得以因國會立法而直接將其判決撤銷。
這個作法的優點很明顯是能在短時間內,將當年受軍事審判的政治犯判決一筆勾銷,還給年事已高的受難者們等待已久的清白之身。然而,它也有很明顯的限制,首先是無法處理不在這三部法律平反範圍內的受難者如杜孝生。
此外,有些政治犯並未獲得補償,例如與地下黨組織有涉者也將無法受到司法平反。事實上,當年為了獲得補償金,或許在真相的敘事上,會避重就輕。倘若再加上司法平反,許多政治受難者恐怕更不願將真相說出。我們當然支持受難者得到平反,但若以是否受補償和回復權利為限,恐怕只會讓我們離真相更遠,離公平更不可能。
大量撤銷判決,在任何國家都涉及公平問題。這些被排除在補償之外的當事人過去二十幾年已經不被國家肯認為受難者,現在連判決撤銷亦不可得,應非追求轉型正義者所樂見。
若循透過修改國安法並搭配司法快速偵審來平反,除了可以還給當事人原本就應有的權益外,還可以國家的力量重新調查與審理,發現個案真相,釐清加害者責任。
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認真地面對自己在戒嚴時期所造成的違法違憲事實。這是國家良心的洗滌,也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功課:國家必須具體承認地究竟在什麼問題上出了錯。否則只是大筆一揮,局部撤銷判決,對轉型正義原本就抱持懷疑的民眾可能會認為:這是政治力介入,是民進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把國民黨的判決給撤銷了。一旦陷入這種「冤冤相報」的民間解釋,轉型正義在台灣就永無成功之日。

真相、正義與和解

有人或許擔心,年代久遠,難以調查證據;或個案訴訟曠日廢時,受難者難以等待;或者擔心司法體系要求的證據門檻較高和程序正義較完備,當事人若仍遭敗訴,形同受到國家二次傷害。
這些問題其實可以搭配司改國是會議的結論,由司法院提出具體的制度規劃,有專庭與專人集中精銳司法人員,將轉型正義作為國家最重要的司法工作,優先處理高齡受難者案件,儘速完成重新調查、審訊和判決。另以特別法的方式,規定證據門檻和採證原則。諒以軍事法院的組織及當時軍事審判法之不備,許多判決都將因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而遭撤銷。
我們能夠理解受難長輩對於時間壓力的焦慮。這實在是因為國家虧欠受難者太久。本來應該在解嚴之初就允許上訴,一拖又三十年。然而這正是我們先前提醒過的,國家對受難者與社會的責任,不是只有金錢補償:歷史真相的發現和司法正義的回復,都是重要的挑戰。
面對這些難題,僅一筆勾銷罪名,形同使社會失去了進一步討論真相與正義的機會,也不符聯合國近年來極力提倡的處理轉型正義原則:真相、正義與和解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轉型正義的工作十分複雜。在民進黨團原來的促轉版本中,僅就平反進行原則性宣示,細部方案將留待促轉會規劃,我們可以認同這樣的方向。若更積極地排除國安法第九條的適用,建立司法重審的制度,更能迅速有效解決問題。在此建議政府應該加快腳步,在完成立法後,用最精銳的團隊與充足的預算來執行這項工作。
退千萬步言,若因政治協商,仍欲保留立法撤銷判決的規定,強烈建議:應同步明訂廢除國安法限制,並設計相應配套,使平反得以雙軌並行,以追求真相與正義邁向政治和解的未來。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轉型正義?
2017-08-13 聯合報 趙建民/文化大學社科院院長

蔡政府上台以來,推行轉型正義不遺餘力,從清查國民黨黨產的歷史正義,到一例一休、同志婚的社會正義,刪減公教退休年金的世代正義,再到目前吵得沸沸揚揚的稅改分配正義。對執政者而言,威權幽靈揮之不去。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似乎未獲得相同的重視。為了落實鴻海集團的飛鷹投資計畫,川普總統和郭台銘會面三次,但台灣似乎不以為意。陸客、陸生減半,旅遊業損失慘重,大學校長怨聲連連,政府不為所動;公教年金改革,使得退休人員消費下降三成;水電不足,產業開始外移,蔡總統依然堅持核電非選項。發展和正義都是國家追求的目標,但兩者相生相剋嗎?如何取得平衡?
民主化後,針對專制暴力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並防範於未然乃無可厚非之事,也是正向的作為。在方法上,轉型正義可以概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清算式。新中國成立後,針對幾千年來存在於廣大農村和城市裡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分配上的不公,以及國府統治時期的亂象,採取革命式的清洗。通過國家的力量,重新分配資源,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掃地出門,「去中國化」如火如荼,正義之國有如海市蜃樓,套用毛主席的話,可以說是「大仁政」了!
革命清算式的轉型正義的基礎,是康德對正義乃「絕對命令」的理解,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是被治者與生俱來的神聖權利。但是,這種方式的正義伸張,經常變成掌權者決定正義,成為真理的化身,結果是以暴易暴。
第二種方式是和解,南非為代表。南非是當代種族衝突最激烈的國家,其對黑人的奴役,始自一六五二年荷蘭人入侵。一九一○年南非聯邦成立後,陸續推出數十個法律,以落實種族隔離政策,人口占七十三%的黑人,被趕到十二.七%的土地上居住。
但一九九四年民主選舉後,曼德拉總統卻採取和解政策,通過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並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在弄清過去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為目標,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屠圖大主教擔任主席,延攬十六名社會公正人士任委員,全面調查自一九六○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這段時期內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的真相。讓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國家,撫平心中的怨恨,為日後的穩定與和解奠定基礎。
轉型正義既然是為了矯正專制統治集團對一群人所造成的不公,為了避免新的不正義的出現,必須奉行兩個原則:以和解撫平過去,以公平創造正義。
屠圖大主教在總結南非經驗時,提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的曠世名言,令人動容;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二○○二年世界和平日文告,進一步開釋「沒有寬恕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畢生研究正義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其名著《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中強調,正義並非目的價值,而是必須兼顧不同團體的社群主義;這和柏拉圖稱正義「是一個人或城市(國家)內的敵對部分處於適當和和諧的狀態」如出一轍,對化解南非和台灣族群衝突式的不正義,堪稱最為允當。
另外,著名正義論學者羅爾斯提出的公平原則和程序,則是通往正義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手段。
蔡總統全力宣示促成轉型正義,出發點或許良善;但在目的上很難稱得上是和解,手段上也難稱公允,難杜以暴易暴的悠悠之口!民主化後,法治取代人治,信任制度、讓制度伸張正義,避免延續以國家之力打造正義之邦的威權心態遺毒,這才是台灣需要的正義。

今天台灣有許多人為了否定蔣中正,回頭去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甚至把太平洋戰爭當成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來看待。克羅埃西亞肯定「烏斯塔沙」的「覺青」與台灣緬懷殖民時代的「覺青」,在這方面是多麼的有志一同,充滿共識?似乎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都是立基於對軸心國的肯定之上。
可目前的國際秩序,終究還是由當年打敗納粹與日本的同盟國,即美國、蘇聯、英國與中華民國四國所制訂下來。一切肯定軸心國的言行,都不可能為由二戰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接受。人人都不想要接受共產黨的統一或統治,但為了反共去認同希特勒的同路人,無論是台灣還是克羅埃西亞都只會更加的被國際社會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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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倫不類的比喻,談克羅埃西亞的「轉型正義」
2019-07-21 風傳媒 許劍虹/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前陣子在關鍵評論網上,刊登了一篇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博士生楊光舜撰寫,比較克羅埃西亞與台灣「轉型正義」的文章《上任就移除獨裁者雕像,克羅埃西亞總統給台灣的轉型正義啟示》,讀起來讓筆者感到漏洞百出。起碼對於巴爾幹半島這100年來發展的歷史,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現狀,作者都嚴重缺乏瞭解。

因為自南斯拉夫解體以來,無論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以及科索沃等國家,都對狄托(Josip Tito)這個曾經一統南斯拉夫的強人進行不同程度的否定。但是這些否定,是否能與民進黨在台灣推行的「轉型正義」相提並論?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先瞭解狄托的歷史背景,還有他在國際社會上有哪些的評價。

首先從國際地位來看的話,狄托與蔣中正唯一的雷同之處,是兩人都率領自己的國民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與英美盟軍站在同一陣線。除此之外,兩人再無第二條類似之處。狄托也正如楊光舜所描述的,對於克羅埃西亞而言並不是「外來政權」而是「民族之光」,只因為他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混血兒。

反觀蔣中正,則因為祖籍是大陸浙江的關係,始終被許多獨派視為「外來統治者」。其次則是狄托曾以奧匈帝國士兵的身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卻不幸在戰場上為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所俘。對狄托而言,不幸中的大幸是俄國隨即爆發共產主義革命,他也在列寧(Vladimir Lenin)的影響下,成為國際共產黨的一份子。

蔣中正本人,雖然曾在國共撕破臉前,為共產國際單方面指派為執委主席團名譽常委,但「名譽常委」終歸只是「名譽常委」,他沒有一天正是成為過共產黨的黨員,無論是國際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4月開始,蔣中正更是成為全世界最堅決的反共領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括狄托在內的歐洲共產黨人,在蔣中正的定義中也是中華民國的敵人。

狄托與蔣中正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兩人戰後加入了完全不一樣的同盟體系。在蔣中正的領導下,中華民國成為了美國在亞洲圍堵共產主義的頭號夥伴。來自政工幹校的特工,甚至還遠赴拉丁美洲國家,指導美國扶持的右翼政權鎮壓左派。可見中華民國的反共範圍不只限制在亞洲,還投射到了一切遭到共產主義赤化威脅的地區。

至於狄托,則做出了與蔣中正截然不同的選擇。這個截然不同的選擇並非指狄托加入了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是他選擇「走南斯拉夫自己的路」,既不依靠蘇聯,也不依靠美國。為此狄托在1948年與史達林的關係徹底鬧翻,南斯拉夫還為此被從蘇聯領導下的共產黨和工人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除名。

雖然處於隨時遭史達林暗殺的風險,但狄托也因為有民族主義路線的關係而擁有更多的行動自由。而且這些行動自由,往往對東南歐的地緣政治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正是因為狄托選擇在美英與蘇聯之間保持中立的原因,希臘共產黨沒有辦法有效從蘇聯手中取得物資,在內戰中徹底敗給了效忠希臘王室的國民軍。狄托的這個決定,加深了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好感。

韓戰爆發後的1951年11月4日,杜魯門政府甚至還破天荒的與狄托簽署了《美南軍事援助協議》(Military Assistan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ugoslavia),向南斯拉夫人民空軍提供包括F-84G雷霆式噴射戰鬥機在內的武器。中華民國空軍與南斯拉夫人民空軍,幾乎同時在1953年接收F-84G,但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卻比《美南軍事援助協議》晚了整整三年。

在「歐洲第一」的戰略考量下,南斯拉夫確實一度被美國視為比中華民國還更具戰略價值的盟友。但是狄托是共產黨員出身的民族主義者,他先天上就比反共到底的蔣中正更能靈活變換自己的立場。所以在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狄托又重新推動與蘇聯和解,並且和毛澤東、尼赫魯與蘇卡諾等民族主義者共同推動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所謂「不結盟運動」,表面上來看是不在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中「選邊站」。可實際上,參與不結盟運動的領袖,除了毛澤東與狄托外,大多數是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日本帝國合作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極右翼人士。根深蒂固排斥西方的他們,不可能做出偏向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決定,而是依據各自的利益在關係日益緊張的蘇聯與中共兩強之間左右搖擺。

比方說,狄托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開宗明義批判中共「破壞世界和平」。為此,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曾在1963年9月26日發表社論《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攻擊狄托為「美帝國主義附庸」。可狄托攻擊中共的目的並不是要支持美國或者台灣,只是為了替尋求對美和解的赫魯雪夫創造和平談判的政治環境。

南斯拉夫一直到狄托去世為止,都採取在蘇聯、中共與美國三方之間搖擺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從而獲得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肯定。除了新興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外,狄托也因為抵禦納粹侵略以及反對史達林的表現而深獲西方自由派的肯定。狄托都與毛澤東、胡志明、卡斯楚、切格瓦拉一樣,被視為敢於向美蘇霸權說不得民族主義者,弱小民族當自強的榜樣。

反觀蔣中正,雖然自始至終都與美國同一陣線,他堅決抗日反共的立場卻只能贏得保守主義者中間偏右人士支持。缺少革命主義者與生俱來的「浪漫主義」魅力,蔣中正向來在西方左派社群中被界定為「法西斯」,在第三世界國家則被定義為「美帝走狗」。蔣中正與狄托兩人,在西方左派勢力看來存在著天壤之別的差異,恐怕不能做如此簡單的類比。

獨派人士看待世界史、中國史與台灣史的觀點,長期以來都深受西方左派論述的影響。從楊碧川先生撰寫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一書來看,顯然在獨派人士的論述中,蔣中正是不折不扣的暴君,狄托則是勇於抵抗納粹與蘇聯的南斯拉夫民族鬥士。可見楊光舜把狄托視為「轉型正義」對象的論述,與獨派的傳統論述存在極大差異。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存在呢?希特勒與史達林雖然存在著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別,但兩人都是「歐洲一體化」的主張者。與希特勒、史達林對抗的狄托不只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主義者,還是反對納粹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一統歐羅巴的「獨派」。為此老一代反對蔣中正的獨派,把高舉共產民族主義大旗的狄托視為英雄並不奇怪。

可相對於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以及斯洛維尼亞等國的民族主義者而言,高舉南斯拉夫旗幟強迫這些國家聚合在一起的狄托,卻又是絕對的「統派」。事實上,楊光舜對狄托的外交還有推動經濟建設的手段也有所讚美,並沒有完全否定其歷史地位。可見他之所以無法如傳統獨派一樣欣賞狄托的原因,在於狄托的這個「統派」身份。

從實質意義上來看,狄托比起蔣中正還真的是100%的「大統派」。蔣中正雖然高喊反攻大陸的口號,但是他剷除匪諜與左派的霹靂手段,反而鞏固了台澎金馬地區實質獨立的地位。在南斯拉夫宣告解體至今16年的今天,台澎金馬地區仍以中華民國之名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之外,可見蔣中正從目的導向來看還是比狄托高明許多。

為什麼今天中華民國依舊延續,由狄托一手建立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過卻分裂成七個國家?南斯拉夫無論從軍事、經濟還是國際承認的角度來看都不弱於台灣,怎麼會亡國到如此徹底的地步?答案很簡單,狄托能把南斯拉夫帶起來的原因,除了極度靈活的外交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採用了遠比蔣中正還要殘酷的暴力手段。

南斯拉夫本身就是協約國為了犒賞塞爾維亞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成立的多民族國家。剛成立的時候,這個國家尚未實施共產主義制度,而是由塞爾維亞人主導的王室統治,正式國號為南斯拉夫王國。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與波士尼亞人雖與塞爾維亞人同屬斯拉夫人,但因為長年接受奧匈帝國統治的關係,在民族與宗教認同上與後者存在極大差異。

各族群間本來就十分緊張的關係,因為納粹在1941年的入侵全面爆發,種族屠殺的慘劇幾乎天天上演。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團體「烏斯塔沙」(Ustaša)在納粹的支持下,不只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建國,還回過頭來對過去王國時代的優勢種族塞爾維亞人實施清洗。在接下來的四年內,只有兩股勢力試圖將分崩離析的南斯拉夫重新統合到一起。

第一股力量,是效忠南斯拉夫王室,由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上校指揮的「切特尼克」(Chetniks)。狄托指揮的共產黨游擊隊,也就是南斯拉夫境內的第二股勢力,要等到德軍在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以後才加入抵抗陣線。南斯拉夫難解的種族問題,讓較晚起身抵抗德軍,但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混血兒的狄托逮到了取代米哈伊洛維奇的天賜良機。

打從一開始,「切特尼克」的目標就是在恢復南斯拉夫王國的同時,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種族優勢地位。而「烏斯塔沙」對塞爾維亞人實施的種族清洗,卻逐漸讓米哈伊洛維奇上校調整自己作戰的優先順序,逐漸把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生存置於把德軍驅逐出南斯拉夫之上。他也逐漸從一位滿腔熱血的反納粹鬥士,慢慢蛻變為殘酷的種族主義儈子手,對克羅埃西亞人施以報復。

克羅埃西亞人再也不可能回頭接受塞爾維亞王室的統治,偏偏這個時候本身是混血兒的狄托又站了出來,號召南斯拉夫人民不分族群、宗教與黨派,團結在其底下抵抗納粹。狄托的號召,吸引了大量厭倦納粹佔領與種族屠殺的南斯拉夫人民支持,也讓失去抵抗運動話語權的「切特尼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米哈伊洛維奇為了壓制共產黨的壯大,不惜策略性的與德國、義大利軍隊勾結。

此舉激怒了英國首相邱吉爾,停止了一切對「切特尼克」的支持,轉而承認狄托為南斯拉夫戰場上唯一盟國信任的抵抗力量。得到英國與蘇聯外交承認與軍事支持的狄托,就此成為南斯拉夫民族公認的領袖。來自英國與美國的支持,也讓狄托有了在戰後與蘇聯較勁的資本。在蘇聯紅軍T-34戰車與英國皇家空軍噴火式戰鬥機的圍剿下,「烏斯塔沙」與「切特尼克」都宣告土崩瓦解。

趕走德軍,並一統南斯拉夫的狄托宣布罷免流亡英國的國王彼得二世(Peter II),成立了巴爾幹半島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就如同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狄托必須要對代表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力量,即「烏斯塔沙」還有「切特尼克」餘黨實施新一波的整肅,才能確保國家的統一。

被盟軍定位為納粹幫兇的米哈伊洛維奇,並不像蔣中正一樣還有個台灣可以撤退。他只堅持到1946年3月就被狄托逮捕,並於同年7月17日被以「叛國罪」的罪名遭受槍決。剩餘的「切特尼克」不是加入狄托的人民軍,就是流亡海外堅持反共,南斯拉夫的「國民黨」就此被徹徹底底消滅掉了。至於南斯拉夫的「滿洲國」,也就是「烏斯塔沙」,下場則更為悽慘。

大批「烏斯塔沙」政權下的軍公教人員與他們的家屬,都趕在蘇聯紅軍T-34戰車開入貝爾格勒以前,隨斯洛維尼亞家鄉衛隊(Slovene Home Guard)、蒙特內哥羅國民軍(Montenegrin National Army)以及第15哥薩克武裝親衛隊騎兵軍(XV SS Cossack Cavalry Corps)等德軍扶持的軸心附庸武裝一起向西逃竄,前往奧地利向英軍投降。

只是當他們抵達布萊堡(Bleiburg)之後,卻發現英軍不只拒絕接受他們投降,還把他們強行送回南斯拉夫交給狄托。在行軍返回南斯拉夫的過程中,這些被視為軸心幫兇的軍人與眷屬不斷遭受人民軍的羞辱與虐待。尤其是克羅埃西亞的軍公教人員,更是時常遭到暴力相向。1945年5月19日到26日,在斯洛維尼亞境內更是爆發了著名的特茲諾大屠殺(Tezno massacre)。

至少有15,000名克羅埃西亞軍人與他們的家人,慘死於斯洛維尼亞的森林裡。由於狄托本人也是半個克羅埃西亞人,很多學者認為這樣的無差別屠殺毫無道理可言。但也有說法認為,這些對克羅埃西亞人痛下殺手的人民軍,許多是接受了狄托改編的前「切特尼克」軍人。他們過去本身就經歷過「烏斯塔沙」的種族屠殺,於是趁機向克羅埃西亞人復仇。

無論這是不是把狄托的責任往米哈伊洛維奇身上推的說法,在整個行軍的過程中還是有大量被繳械的戰俘與平民慘死。受到南斯拉夫亡國的影響,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提供這場屠殺的具體死亡人數,從50,000到25萬的說法都有。即便是取50,000的說法來談,還是遠遠超過了「二二八事變」加「白色恐怖」死亡人數的總和。可見真正靠殺人來維持國家統一的是狄托,不是蔣中正。

狄托殘酷殺害異己的行徑,讓許多南斯拉夫共產黨的老幹部都無法忍手,但就如同鄧小平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共老幹部一樣,他們對狄托也只能用「敢怒不敢言」來形容。極權統治的手腕加上蘇聯、英國、美國以及中共等各方列強在外交上的拉攏,都讓狄托在國內的形象無人能夠挑戰。只要狄托還活著一天,南斯拉夫就能維持強大的統一凝聚力。

更何況,二戰期間對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實施種族屠殺的「烏斯塔沙」早已聲名狼藉,狄托對他們的殺戮即便是看在英美盟軍眼中都只是「天道好還」。可「烏斯塔沙」只是克羅埃西亞的一個極右翼組織,並不能夠代表所有的克羅埃西亞人。虛偽的西方左派人士,不會去在乎慘死於人民軍之手的克羅埃西亞人究竟只是一般的軍公教人員,還是偏激狂熱的種族主義殺人魔。

比起從1927年清黨以來天天被指控為「屠夫」的蔣中正,狄托的這個殺戮行為因為符合「政治正確」,完全在左派掌握的西方學界中被遺忘掉了。擅於玩弄權力平衡的狄托,對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的民族主義者都採取壓制態度,讓南斯拉夫得以維持表面的和平。只是一切在他1980年去世之後,就慢慢產生了變化。

變化不是從其他地方,而是由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發酵。許多過去懼怕狄托淫威,不敢反抗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老幹部們公然忤逆狄托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尋求各族群的民族與文化信仰。塞爾維亞方面,出現了惡名昭彰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米洛塞維奇也是後狄托時代裡,唯一一個試圖維持南斯拉夫領土主權完整的前共產黨領袖。

只是為了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米洛塞維奇不惜對其他民族實施軍民不分的種族屠殺,讓外界質疑他已經成為了新一代的「切特尼克」領袖,而非狄托的繼承人。至於克羅埃西亞,則是在民主聯盟(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領袖圖季曼(Franjo Tuđman)率領下,於1991年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被視為克羅埃西亞國父的圖季曼,同樣也在二戰期間服役於狄托手下。

圖季曼的父親與哥哥在二戰時遭「烏斯塔沙」逮捕,被送入集中營關押,他的弟弟則慘死於蓋世太保手中。家破人亡的經歷,讓圖季曼成為狄托手下的紅色游擊隊,堅決反抗納粹與「烏斯塔沙」。可是在德國投降之後,狄托對克羅埃西亞軍民的屠殺,乃至於打壓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的行為,都讓他與共產黨政權漸行漸遠。

為此圖季曼遭到逮捕,成為致力於推動克羅埃西亞獨立的南斯拉夫「反對人士」。狄托顧及他對建立南斯拉夫紅色政權的貢獻,沒有下令槍決圖季曼。後來圖季曼成功帶領克羅埃西亞獨立後,雖然下令實施「去狄托化」政策,但是對老長官狄托仍懷抱著好感。無論怎麼樣,兩人都是克羅埃西亞同胞,而且都曾在一個壕溝裡與「烏斯塔沙」奮戰。

何以圖季曼要堅決的「去狄托化」?楊光舜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把格局拉高到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的角度來看,基本上就是要因應來自塞爾維亞的武裝威脅。如同實施「去蔣化」的民進黨政府一樣,圖季曼實施「去狄托化」的目的就是要與塞爾維亞做區別。儘管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米洛塞維奇已經與狄托大相逕庭,但他仍以狄托繼承人自居來防止更多南斯拉夫加盟國獨立。

為了鞏固克羅埃西亞人的團結,圖季曼放鬆了過往自己對「烏斯塔沙」抱持的全面否定態度,號召左右兩派人士支持政府抵禦塞爾維亞。圖季曼的「統一戰線」,賦予了極右翼勢力壯大的土壤。圖季曼甚至與晚年的李登輝一樣,公開聲稱「烏斯塔沙」代表的不只是種族屠殺,同時還是克羅埃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徹底與老長官狄托分道揚鑣。

塞爾維亞最終沒有向克羅埃西亞發動統一戰爭,倒是大量「烏斯塔沙」的緬懷者,利用圖季曼的寬鬆政策一批又一批的加入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更何況在1991年到1995年塞爾維亞入侵克羅埃西亞的戰爭中,德國又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當中,最積極支持克羅埃西亞的。此一發展,更是讓克羅埃西亞的子民對祖先當年參加軸心國的歷史毫無罪惡感。

隨著圖季曼在1999年去世,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對極右翼民族主義人士的把關更是鬆懈。許多歌頌共產黨人抵禦法西斯的紀念碑與銅像,紛紛成為這些極右翼人士攻擊的目標。當塞爾維亞有人舉起「切特尼克」旗幟的時候,參加群眾運動的克羅埃西亞人則高舉「烏斯塔沙」旗幟。種種法西斯復辟的現象,讓美國與俄羅斯都對這個已經加入北約的巴爾幹小國深感憂慮。

為了化解來自美俄雙方的疑慮,時任克羅埃西亞總理的薩納德(Ivo Sanader)在2006年6月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克羅埃西亞的立國之本是反對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現任克羅埃西亞女總統季塔洛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因為來自民主聯盟的原因,同樣必須藉由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交好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沒有法西斯的傾向。

只是直到今天,克羅埃西亞仍不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立法約束人民發表否定納粹或「烏斯塔沙」暴行的言論。根據楊光舜提供的數據,今天克羅埃西亞境內仍有70%的人認為狄托是民族英雄,剩下30%否定狄托的國民當中勢必有相當數量的「烏斯塔沙」崇拜者存在。筆者也合理懷疑,「烏斯塔沙」的緬懷者是這一系列「去狄托化」運動的主要推手。

從狄托建國之初就造成50,000到25萬人死亡的事蹟來看,筆者並不否認這位「南斯拉夫之父」得到了不成比例的美化。相比起在去世前已經把台灣建設成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蔣中正,狄托建立的國家在自己死後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陷入血腥內戰。可見狄托的治國能力,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嚴重高估,事實上他遠不如蔣中正。

要否定狄托這個被西方左派,甚至於不少民進黨人高度肯定的共產黨人,筆者沒有太多意見。就算是要否定蔣中正的錯誤,其實也是每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言論自由。但是有一點筆者要提醒,是不是否定狄托就必須要肯定「烏斯塔沙」?這是一個楊光舜沒有提及,但是歐洲國家卻非常關注的問題。必定否定極左,未必較代表要鼓吹極右。

同樣的問題,是今天台灣有許多人為了否定蔣中正,回頭去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甚至把太平洋戰爭當成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來看待。克羅埃西亞肯定「烏斯塔沙」的「覺青」與台灣緬懷殖民時代的「覺青」,在這方面是多麼的有志一同,充滿共識?似乎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都是立基於對軸心國的肯定之上。

可目前的國際秩序,終究還是由當年打敗納粹與日本的同盟國,即美國、蘇聯、英國與中華民國四國所制訂下來。一切肯定軸心國的言行,都不可能為由二戰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接受。人人都不想要接受共產黨的統一或統治,但為了反共去認同希特勒的同路人,無論是台灣還是克羅埃西亞都只會更加的被國際社會孤立。

轉型正義不能只淪為拿銅像作秀
2017-06-28 東網 藍弋丰/前《台灣漫畫月刊》總編輯

因為家暴事件遭民進黨開除黨籍的台北市議員童仲彥,拿台北市蔣介石銅像大作文章,向台北市長柯文哲喊話。童仲彥或許因為已經無黨可依,想藉此吸收深綠選票。但大多台北市選民對這種拿銅像作秀的戲碼,恐怕已經生厭。撇開政治算計,轉型正義屢次被連結為破壞銅像,實在是把轉型正義給做小了。
轉型正義有遠比銅像更急迫、影響更大的無數項目要處理。最近就有幾件成為熱門議題,第一件是由齊柏林導演的意外身亡,挑起全台灣民眾對亞泥案的關注。民眾赫然發現新政府一眾官僚竟然對亞泥案「剛好」「合法展延」一點辦法都沒有,加上徐旭東拋出「養魚論」、「復育很好論」、「水泥國產必要論」,讓輿論氣得沸騰。
徐旭東許多言論當然不值一駁。新加坡毫無石灰礦因此水泥全數是進口,也不妨礙新加坡建設普遍比台灣更優良更有效率。而若說,保持國產水泥一定生產能量的目的,是以免萬一國際市況變化時遭到敲竹槓,那保護到竟然還外銷,且國內價格長年高於外銷價,也高於進口水泥,也早已本末倒置。但我們或許要感謝徐旭東老是說出這些跟養魚一樣說不通的胡話,而不是像台泥、嘉新一樣懂得韜光養晦一聲不吭。要不是徐旭東激起眾怒,台灣人也不會重新想起台灣整個水泥產業結構的歷史因緣。
台灣在戒嚴時代水泥業是特許行業,黨國體系只私相授受給國家允許的經營者。戰後國民黨政府接管日本時代全數公私水泥廠,成立台泥,先是由國家親自營運,不許私人插手。直到1954年「耕者有其田」政策,釋出台泥股權交換地主地權,台泥才成為民營,落到與國民黨黨政關係極為密切的辜振甫手中。
雖然辜家是黨國體系的一環,但是黨國仍要防著他這個本省勢力。於是當水泥需求提升,接著就讓江浙商人張敏鈺(浙江鎮海)、翁明昌(浙江慈谿,創辦華隆,翁大銘之父)、焦廷標(祖籍江蘇江陰,華新麗華焦家創始人)、呂鳳章(江蘇丹陽,後任華隆董事長)聯合成立嘉新水泥,張敏鈺因而得到水泥大王的稱號。
其他人想要碰水泥業?門都沒有。就算是徐旭東的父親徐有庠,原為上海遠東織造董事長,同樣是江浙勢力,也得吃閉門羹,因為徐有庠已經成立遠東針織廠(日後的遠東紡織),還讓他跨足水泥,那可不在蔣介石的規畫內。
1951年徐有庠首次申請要創辦水泥廠,遭蔣介石回絕,說是不准與國營的台泥競爭。直到台泥落到辜家手上,加上台灣經濟發展,水泥需求增加,蔣政府開放第二家水泥廠。徐有庠興沖沖的申請,結果早就內定嘉新,徐有庠的亞泥還是吃閉門羹。
徐有庠是聰明人,黨國體系的神經中心就是情治系統,日後台灣人會發現情治第二代不管是想往新聞、演藝,或是學術發展,真是無往不利,一門多傑都能輕鬆發光發熱,在民主化時代都還能有這樣的「餘蔭」,在黨國時期當然更是不得了。徐有庠找來情治系統的王新衡,由王新衡擔任亞泥董事長,徐有庠自己反而居於旗下擔任總經理,這樣安排之後,亞泥終於在1957年獲准成立。
如果台灣水泥業是開放市場、自由競爭,那麼徐旭東要每天講「幹話」,大家也無話可說,偏偏從最開始就是特許事業,連徐家自己都曾經被擋在門外,特許者則受到特別保護,繳給政府的權利金少得可憐,還管制進口,養肥這些特許經營企業。不論營造產業歷年來再怎麼爭取,不論國家政策上應該保留本身礦藏,並進口內含能源(水泥製造過程高耗能,進口水泥等於連帶進口他國的能源),進口管制政策就是不動如山。
而亞泥花蓮礦權「剛好」「合法展延」,搞得環保署長李應元碰了一鼻子灰,經濟部長李世光一頭霧水,不知該怎麼處理這個「合法」問題。其實,這就是標準的轉型正義問題。如果不去檢討這是最初黨國結構時代特殊情況所導致,當然一切通通都合法。就如同納粹德國的一切行為當然也是合乎納粹的法律。
類似的狀況可不只水泥業。近來輿論熱議裕隆接受百億補助,電動車卻毫無發展。網路諷刺說特斯拉在台灣開賣,許多車主已經開著電動車來回北高,並實地測試過特斯拉的無人自駕功能,而當初特斯拉本來計畫來台設廠,許多業界傳聞言之鑿鑿,暗指就是裕隆動用政商關係重重阻礙,最終只好放棄,美其名是「保護」國產市場,結果裕隆到現在也沒能產出什麼電動車來。
但裕隆虧欠台灣的可不只電動車。裕隆一樣來自於江浙,由上海企業家嚴慶齡成立,以完成蔣介石「國車國造」的迷信幻夢。政府為了扶持裕隆,用關稅與各種障礙讓國人難以購買進口車。裕隆卻回報以「飛羚」,在黨國時代成為媒體大力宣傳的目標,在各種報導上只有誇讚,但是逃不過台灣駕駛人私底下的唾罵,開過的都大喊爛車。
裕隆日後在2009年再度推出納智捷,媒體上一樣歌功頌德,但是一樣逃不過真正消費者的批判,在台灣網路版面上經常遭到駕駛人以英文發音諧音稱為「垃圾菌」。在中國網路上遭到的抨擊更是猛烈,各種諷刺揶揄說得相當難聽,略舉數例:
「怎么才能让我的纳智捷车价值翻倍? 答:加满油」
「纳智捷的说明书最后两页一般是什么? 答:公交车时间表」
「中国为什么需要人行道? 答:为了保证纳智捷车主能走回家」
「纳智捷后排乘客叫什么? 答:缓冲器」
在此同時,台灣人長年有了「進口車很貴」的印象,也常常發現明明是同款車,到了台灣遊組裝廠做成「國產車」就少了這少了那,尤其是許多安全配備,台灣駕駛人就這樣長年忍受不公平待遇、不安全的車輛。裕隆卻發展出產官學的綿密關係,不斷拿補貼與計畫,毫無自覺這家公司之所以能存在,完全只是因為保護體系下慷全台灣人之慨的結果,還自認功勳卓著。甚至,當台灣消費者都早知道台灣安全測試不如歐美時,裕隆還敢放話說進口車不用再經過測試是「政府保護進口車」,讓全台灣所有暗恨裕隆已久的車主一聽之下簡直傻眼。
黨國時代遺留的特殊結構問題可不只江浙幫,所謂本省官商也一樣。永豐金如今爆出弊案,但永豐集團的爭議可不只永豐金超貸案。永豐餘過去利用政商關係長年壟斷紙業,屢次以政商關係要求不當反傾銷措施阻礙國外進口紙,導致文化用紙暴漲,出版業敢怒而不敢言,坑殺書市與所有用紙消費者,美其名又是「保護」造紙業,狀況是不是跟水泥很像?
水泥、汽車、紙業,還有許多特許產業的不當保護與管制,每天都在傷害台灣下游產業與人民,長年下來又已經滲入整個政府與社會結構,糾纏不清,導致例如徐旭東還能拿亞泥員工當成人肉盾牌,這些問題,才是最需要立即快刀斬亂麻處理的轉型正義。政客若不敢打老虎,只敢對付不會反擊的銅像,藉此作秀,那叫什麼轉型正義?
而且,處理銅像真的是轉型正義嗎?
古羅馬征服高盧從南法開始,於是南法留下許多羅馬時代的凱旋門古蹟,上頭雕刻著羅馬人打敗高盧人,高盧人血流成河,或跪地求饒,或是成為戰俘、奴隸,由羅馬士兵驅趕著,這樣的形象,以紀念羅馬大軍的豐功偉業。遭羅馬統治久了以後,高盧人也自認為是羅馬人了,對這些凱旋門上描述自己的祖先遭打敗、羞辱,一點也不在意,還很高興當年羅馬征服了高盧,讓他們都可以生為羅馬公民,可說真是「認賊作父」。
千年之後,羅馬帝國早已滅亡,歐洲歷史最後走到了民族國家興起,民族主義發展的年代,法國開始建立自己的民族認同,以高盧公雞為法國的代表,認為自己是光榮的高盧人,哎呀,這下子那些南法的凱旋門古蹟豈不是尷尬了,法國人是不是得要把凱旋門古蹟上所有浮雕都給挖掉?怎麼可能!法國人好好的保護這些古蹟,如今成為觀光要地,還申請世界遺產呢。
清末,滿清政府為了貶低革命黨人,官方文書上總要給他們的名字加個偏旁,例如吳越就被加個木字旁成了「吳樾」,吳越在清末發動自殺攻擊身亡,後來滿清倒台,民國成立,這些革命黨從大逆不道的反賊成為「先烈」,那應該要轉型正義,幫他「正名」回吳越吧?不,吳越的革命黨同志們,認為被滿清加了個偏旁,代表是「烈士」的光榮象徵,所以反而特別要保留稱他為「吳樾」。
轉型正義是要消除極權的影響力,消去或改變它的意義,不是破壞物質的實體,是要消去對蔣介石的崇拜,不是打掉蔣介石的銅像。否則,百年以後,台灣人告訴子子孫孫,過去曾經有這樣一個離譜的獨裁者,竟然在全國連個丁點大的公園都要設個自己的銅像,小朋友大笑三聲以後,問:那銅像呢?

民進黨等著被活摘政權吧!
2018-10-03 路懷宣評論台

民進黨再度拿到政權之後,執政沒半撇不打緊,還貪污腐敗吃好吃滿,吃水泥、吃國艦、吃勞工、吃北農、吃國營事業及公股行庫…!以前民進黨罵國民黨酬庸肥貓,強烈批判國營事業公股行庫高層薪水太高;自己執政後,不但不主動減薪,竟然還說以前都可以、為何現在不能?如果都照以前,又何必政黨輪替?
更扯的是,民進黨的中油肥貓出包下台後,居然能代理縣長,要把宜蘭的非法農舍合法化?民進黨更進一步想把農地上的非法工廠都合法化?這些以前國民黨都不敢幹的事,民進黨居然明目張膽地蠻幹起來,難道全面執政就等於無法無天?
經濟問題就更別提了,連最基夲的電都缺成這樣?搞到必須加強火力發電讓空氣嚴重污染,說好的綠電到底在哪裡?
台灣四面環海,陽光充足,太陽能、風電、潮汐發電、地熱…等綠能不但多元而且充足。但民進黨卻繼續任用台電舊官僚,還搞了一些自己人吃香喝辣,不但放任台電中油弊案不查,還聽信台電胡扯綠能成本過高、無法大量發電、廢核只能加強火力發電等屁話,台灣的經濟與能源怎能不向下沉淪?
更可惡的還是跟國共兩黨一起搞兆豐洗錢?司法改革大罵人民水準不夠,就是要馬英九堅持保護恐龍法官的參審制?轉型正義變成鬥爭政敵的東廠?選舉到了就抹紅抹黃抹黑,連人格毀滅的活摘器官都拿來栽贓?
民進黨有想過嗎?如果這件事在國際上傳開,台灣醫界在世界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譽,豈不毀於一旦?為了選舉不擇手段,民進黨不倒,台灣怎會好?
其實活摘器官這件事,根本就是民進黨內鬥所演出的大鬧劇。雖然幕前是吳祥輝與楊憲宏等人,但幕後是誰、目的是什麼?騙得了人嗎?
吳祥輝是開公關公司的生意人,楊憲宏表面是媒體人、其實就是呂秀蓮的人馬!生意人如果沒有特定的利益,有可能做這種意圖使人不當選、自己卻沒有半點好處的事?
另一方面,呂秀蓮跟蔡英文不合眾所皆知,獨派金主與大老們對蔡英文也非常有意見、早就想推「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取而代之;因此對於說過兩岸一家親而且能夠威脅台獨太子大位的柯P,當然是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就導演這齣「葉克膜活摘器官」的鬧劇,如果能夠打死柯P最好;打不死反彈到民進黨,最後也是蔡英文承受!簡單講就是一石二鳥,目的就是為了台獨太子鋪路而已!
但有用嗎?一場完全拿不出證據、只有憑空誣衊的記者會,只會讓人對民進黨更加憤怒而已;雖然蔡英文叫鄭運鵬出來切割,但民進黨立委與名嘴卻抹得更為起勁?這樣惡搞下去,最後民意反彈的海嘯絕對不只淹死蔡英文一個人而已,整個民進黨都可能被度爛票給滅了!到時什麼台獨的太子太后還能存活?民進黨騙人居然騙到連自己都騙?這種黨真的已經無藥可救!

舉3證據轟蔡英文「最獨裁總統」!郭正亮嗆:民主大笑話
2023-10-21 中時新聞網 陳政嘉

教育團體日前指出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進入高中舉辦研習活動,引發外界關注。國民黨立委鄭麗文也在質詢時痛批,民進黨的轉型正義跟威權時代有甚麼不一樣,不斷挑起仇恨對立,「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兩樣!」對此,前立委郭正亮表示,總統蔡英文「有史以來最獨裁的總統」,不只用黨產會鬥爭國民黨,把潛艦等重要決策收歸國安會;連對民進黨內都用中評會停權威脅,訂下鐵律不准有異音,讓立委淪為橡皮圖章。蔡英文這樣做黨主席、做總統,本身就是民主大笑話。
郭正亮20日在政論節目《新聞大白話》表示,黨產會跟促轉會,大家都認定是民進黨的專屬機構,雖然是立法院多數通過法律成立這兩個機構,但政治性非常強,不用多說;政黨輪替,一定會解散這種亂七八糟的機構。
郭正亮直言,民進黨又不是革命政權,成立黨產會每天鬥國民黨,全世界哪有這種民主政治!黨產會早就該改名叫「鬥爭國民黨委員會」。大家都知道黨產會的政治意涵,教育部長潘文宗答詢時還裝不懂,真是丟臉。
郭正亮也點名總統蔡英文,從前總統陳水扁、馬英九到現在蔡英文第二任,蔡英文是「有史以來最獨裁的總統」,700多天不開記者會,潛艦國造等重要決策都收到國安會,哪有人這樣治理國家!
郭正亮指出,蔡英文通過萊豬進口之前,民進黨立院黨團都不知道,當時綠委林淑芬、劉建國、江永昌都違反黨團決定,投下反對票;陳水扁時期都是用罰款處理,最多就罰五萬,讓立委為自己行為負責;蔡英文卻是「訂下鐵律」再犯就送中評會、停權,就知道這個人有多獨裁。整個政黨都沒有聲音,政策都只能聽蔡交辦,立委淪為橡皮圖章,民進黨從來沒有這麼沒有聲音過!幾乎把立委權力都收回去,停權就不能被提名,誰敢違背?哪有人這樣做黨主席、做總統,本身就是民主大笑話。
郭正亮也點名現任黨主席賴清德,要不要面對這個問題?一天到晚在講民主與專制,結果自己越來越像共產黨,再讓民進黨執政下去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