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民進黨不配是民主進步的政黨，而是“民主退步黨”！

民進黨慘敗 張笑天答中評：三個基本面原因
2018-11-26 中評社北京11月26日電（記者 李娜）

23日晚，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出爐，民進黨只拿下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嘉義縣、台南市、屏東縣六個縣市，就連“綠營”執政20年的高雄市都失去了，可謂是“慘敗”。蔡英文表示為選舉結果負責，當晚宣布辭去民進黨主席之職。針對民進黨在此次“九合一”選舉中的潰敗，上海台灣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張笑天對中評社表示，像民進黨這樣一個擅長選舉的政黨遭受如此慘敗，絕對不是選戰策略等技術層面能解釋的，必然有更深刻的基本面原因。
張笑天對中評社分析道，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一是因為各項“內政”荒腔走板。在一例一休、年金改革、轉型正義、大學自主、同婚、北農、“東廠”等許多問題上，民進黨當局或者有恃無恐、手法蠻橫，或者前後矛盾、左右失據。其根本原因是民進黨完全執政，缺少制約，任性而為，絕對權力使人盲目。
張笑天指出，民進黨一方面很晚才意識到民怨沸騰，也低估了民心思變的程度。另一方面，感受到危機後把民怨歸咎於國民黨“反改革”勢力的阻撓，歸咎於“境外假新聞”的介入，並未真正反躬自省，完全沒有做到蔡英文四年前所承諾的“戒慎恐懼”。
二是因為民進黨當局兩岸政策失敗。民進黨的“台獨”立場並未改變，黨內有識之士的一些建議屢被擱置。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陷於僵局，這只會傷害到台灣自身。經濟百業蕭條、“國際參與”受挫即為明證，而首當其衝的就是普通民眾的經濟境遇。在民進黨執政最久的地方，韓國瑜一句“又老又窮”引起了整個南台灣的共鳴。民進黨上層誤判民意，試圖利用台胞居住證、馬英九“新三不”、“金馬獎”、“假新聞”、“東奧正名”等，把選戰主軸拉向兩岸政治議題，但並未奏效。
張笑天具體分析道，一方面的原因是大陸保持定力、以我為主。更為重要的是台灣民眾經過多年的歷練，民主素養不斷提升，那種靠“統獨鬥爭一抓就靈”、靠“神主牌”、靠“悲情”、靠“奧步”贏得選舉的做法越來越難得逞。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林佳龍放言“生活在台灣，卻想著長江黃河，是錯亂”，而韓國瑜在造勢晚會上高唱“國旗歌”、《龍的傳人》、《古月照今塵》，不意永嘉之末複聞正始之音。結果林大敗而韓大勝。
另一方面，近年來民進黨當局的“文化去中國化”言行已經走火入魔，所謂“封爐滅香”、以英語為第二語言、姓名拉丁化、“故宮國際化”、南島民族化，都激起社會強烈反彈。張笑天認為，這些雖未必證明台灣的統獨對比、“國家認同”、藍綠結構發生了多大變化，但的確反映出兩岸政治定位在選舉中的重要性正下降，也反映出“中華”符號仍有很大的吸引力。
張笑天表示，回想2016年大選，民進黨也是吸取了2012年“台灣共識敗於九二共識”的教訓，有意淡化兩岸議題，轉而主攻社會議題、民生議題。在當時看來，表明民進黨大可放下歷史包袱，與“深綠急獨”勢力保持更大的安全距離，在兩岸問題上採取較為正向的立場。
三是黨內派系鬥爭方興未艾。2016年大勝後，民進黨致力於對國民黨“抄家滅門”，的確使國民黨的傳統戰鬥力大為減弱。人無外患必有內憂，黨內爭權奪利開始白熱化。
張笑天分析道，首先，爭奪公職、肥差，後座效應明顯。台南、高雄市政府的骨幹大量北上、占據要津，不僅“吃相”難看，而且導致“後防空虛”。新潮流系為爭奪北農總經理的位子，既成就了“韓流”的第一桶金，又沾上了吳音寧的麻煩，可謂吃不到魚反惹一身腥。
其次，為爭奪2020年“大位”上演“宮心計”。各派系都認定2020年“不以國民黨為對手，唯以搞掉黨內同志為要”，各種卡位、算計、暗箭在此次地方選舉的提名過程中就一波三折。在“民進黨放個西瓜都能選上”的台南、高雄，初選提名時內鬥不斷。而在台北，“友柯”、“反柯”撕裂全黨，出發點是“只要穩住柯文哲，2020年就在民進黨囊中”，分歧點無非是怎麼樣才能讓柯文哲不覬覦大寶。
最後，民進黨的“蔡賴陳體制”並不穩固，一邊是尾大不掉的新系，一邊是半路出家的弱主，再加上一位因個人光環太耀眼而不適任調和鼎鼐的秘書長，雖然努力營造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的和氣景象，但無法掩蓋“蔡家天下新家黨”的微妙格局。在“務實台獨說”、回應台胞居住證等問題上，蔡英文與新潮流系似不夠同調，“黨政對立、府院之爭”隱約可見，背後依然是“蔡下賴上”這一耳語的困擾。
張笑天總結道，近年來民進黨的這些弊病說明，它沒有經得起權力的考驗，難怪網民調侃為“民主退步黨”，難怪不少老黨員痛批民進黨“忘記初衷”、紛紛退黨，就更難怪民眾用選票懲罰民進黨了。

民進黨改革的前提
2008-12-09 大眾時代 楊偉中/第三社會黨發言人

梁文傑先生《在野黨的執政包袱》一文，剖析了民進黨當前的困局，指出了該黨執政八年來諸多未竟的改革事業。對於梁文中所舉的眾多事例，個人多數甚感同意。但對於將民進黨執政時未能落實理想，歸因於「少數執政」「儘量不去得罪任何人」，卻實在難以接受。
回到八年多前，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少數執政在推動改革時所面臨的困難，但正因為這樣的處境，一個真正的改革政黨，尤其應該結合一貫的進步價值、堅定的改革意志、謹慎的策略手段、細緻的溝通說服，有計畫、有步驟地推動改革事業。
更重要的是，民進黨執政之初，在野黨並非一味對立，即使在2004年大選爭議後，都有與在野黨結盟合作的空間。更何況，從中央到地方佔據執政優勢的民進黨，擁有大量的行政資源，足以削弱原本就未能真正團結的在野力量。
然而，八年來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價值錯亂、更逐漸淪喪，以及不斷把錯誤失敗歸咎於對手的執政團隊。有些重大的改革工程，如「建立非核家園」，連在野黨都在紙面上同意此一理念，卻因為政治手段之粗糙，招致重大的反挫，而在面臨壓力時又缺乏抗壓突圍的意志與手段，結局就是非核理想的實現被迫無限期的擱置。
在中正紀念堂更名等充滿政治爭議，社會嚴重缺乏共識，需要耐心溝通、理性對話、充分討論的議題上，民進黨卻出於選舉私利的考量，在最不適當的時機，以最粗暴的程序和政治語言，不顧「少數執政」以及社會分歧的現實，冒進地推動。結果就是政治對立的加深，和「轉型正義」真正實現之日更加難以到來。
民進黨在野時期支持的理念，在執政後也每每因為統治者私利的考量、或是黨派對立的意氣之爭，將當年理想拋諸腦後，梁文中兩次提及的集遊法便是明證。在野黨曾多次提案修廢集遊法，民進黨卻也多次進行阻擋，在這個議題上，「少數執政」怎還能成為藉口？何況，集遊法絕非梁文所說「過去八年沒有修改」，而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透過修法將禁制區更加擴大！
最後，看到梁文提及因為少數執政，民進黨不願「得罪任何人」，作為基層社運工作者，只有啞然失笑。多年來，我們看到的是，民進黨對於爭取工作權的性工作者、在傳統領域上求生存的原住民、關廠失業的公民營企業勞工、和最為弱勢的樂生院民，似乎從不太擔心會「得罪」它們。在強勢者和弱勢者之間，民進黨領導們選擇站在哪裡，大概是很清楚的。梁文所未提及的眾多民進黨高官涉貪疑案中所暴露的綿密政商網絡，不正說明了一切？
臺灣的確需要有力、進步的反對黨，從政治現實來看，也暫無足以挑戰民進黨地位的在野力量。然而若連黨內改革力量的檢討反省也立足於錯誤或偏差的基礎之上，又怎還能對民進黨的改造與重生有所期待？

遙想鄭南榕
2026-01-17 中國時報 張慧英/資深媒體人

看到行政院版的《國家安全法》和《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草案，我想起了鄭南榕。
多年前我跑立法院新聞時，辦黨外雜誌《自由時代》的鄭南榕曾找我寫外稿。一聊之下，他坦白說，辦雜誌是為了政治文宣、不是做新聞。這和我的新聞人屬性不合，合作雖未成，但我仍敬重他是位忠於信仰的政治運動者。
之後他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1989年被控叛亂遭法院傳喚。他堅信台獨主張屬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認為思想無罪，最後拒捕自焚而亡。不惜以生命殉道，死得何其悲壯，也成了台灣民主的烈士。
當時威權政府箝制言論，但反抗運動已經到處冒頭，立法院打架、街頭示威、黨外雜誌和警總捉迷藏，野百合更掀起風潮，帶動多少人前仆後繼為民主改革而奮鬥。李鎮源、張忠棟、瞿海源等學者挺身抗議「刑法100條」，陳師孟還遭到警方暗拳毆打。最終，台灣實現了民主化，「刑法100條」修正，加入「以強暴或脅迫」要件，單單僅以思想或言論入罪的時代走入歷史。台灣不再有因言論或思想入罪，更不會再有良心犯的存在。
但，真的嗎？那時為了民主改革振奮不已，有誰想過「有朝一日，台灣會走上回頭路」？我輩見證甚至參與民主化過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應該都沒有。
《數位中介服務法》被罵翻後退回，政府又推出《國安法》和《社維法》修正草案，大幅強化行政部門箝制異議的權力，禁止鼓吹對台發動戰爭、或採非和平手段消滅我國主權，也禁止在公開場合和網路倡議或宣傳仇恨言論、恐怖主義或激化社會對立、消滅我國主權等。
問題是，上述行為定義非常模糊，令人無所適從。法律是「罪刑法定原則」，詐欺、傷害、酒駕等大小罪都有明確法律條件。如果定義含糊包山包海，全由行政部門或警方自行裁決，小老百姓戰戰兢兢、不知道哪句話會惹上麻煩，最後通通閉上嘴、明哲保身，那和警總復辟、重返戒嚴有什麼兩樣？
坦白說，小陸配轉發大陸武統文宣，和總統狂喊「一邊一國」讓軍演圍到家門口，哪個危害台灣安全比較多，還真不好判斷。然而，以當前的政治氣氛，民進黨政府想封殺打壓的，自然是批判民進黨的聲音，而且都被安上「中共同路人」罪名。如果有人主張台灣成為美國第51州，雖然也會消滅中華民國主權，但想必民進黨的行政和司法機構都不會計較。
言論和思想自由，不能打折扣。不是擁有百分百的自由，就是沒有自由。由當權者挑選並局部許可的自由，就是牢籠的界限。言論與思想自由保障的，從來不是符合當權者的路線，而是那些少數、不見容當道的刺耳聲音，一如當年的鄭南榕。現在的言論環境雖有不同，但當權者想掌控人民思想的霸道彷彿昨日。
賴政府箝制言論與思想自由的惡果，一是走上民主的回頭路，讓社會落入寒蟬噤聲的一言堂；二是向社會尤其下一代示範，有權力就可以任意打壓異己。如果民眾把言論與思想審判視為當然，台灣的民主也將隨之空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