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中產階級」意味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在一九七○、八○那個我上大學前的求學年代，周遭言及自己家境、家世時，最常見關鍵字便是「小康」、「中產階級」。當然，這個人云亦云的流行認同根本禁不起檢驗。在急遽普羅化、藍領摩托車陣頻繁進出工業區的七、八○年代，台灣哪來那麼多「中產階級」？

　這個曾經氾濫成災的中產階級認同至少有兩條線索可考。首先，在那個以受教育做為掌握社會流動契機的年代，父母總是以「不唸書，就準備去做工」對子女進行恫嚇。試問，「自甘下流」者還剩多少？其次，父母望子成龍的「賤工策略」（作黑手沒出息）也與當時國家機器的政治宣傳互為共鳴。在冷戰年代，被宣傳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台灣就是人人有點小財產，而且還會隨著時間點滴微增的「均富」之地；相較之下，對岸自然是水深火熱的「均貧」。若然，還有幾人甘冒附匪之大不諱？

　不過，這種把中產階級標籤往自己身上貼的良好感覺，倒是有幾分時代性的物質基礎。先說教育，雖然當時大學還是窄門，但受教機會的開放與年限的延伸確實不可同日而語。再看經濟，出口帶動的成長擴張也讓人們把昔日的奢侈品項目，不斷往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費清單移動。至於社會流動性，更是活潑許多。除了企業主，自雇自營的小頭家、規模膨脹的辦公室白領，都相對醒目。既然如此，則「中產階級」之所以會充斥大半個社會似乎不足為奇。

　相較之下，邇來關於中產階級消失的恐懼，或是中產階級的徬徨等討論，毋寧是被迫進入另一個陰森的新世界。面對這個事事不對勁、樣樣不舒服的環境，人們愈來愈感到自己的庸碌渺小，即便勤於任事，飯碗仍可能隨時落地。想要在生活上維持一個起碼的體面？可以。但那些看似好用的卡片，會讓你在月底收到帳單時皺起眉頭。尤其是通膨年代，在加油站牌告價調漲前一晚排隊等加油，或是跟著婆婆媽媽到賣場搶特價品來囤，諸此喪失幽雅的驚弓之鳥必然會換來「我還是中產階級嗎？」的存在主義式大哉問。

　實質所得的萎縮與缺乏保障挫傷了那種屬於中產階級的自我感覺良好。雪上加霜的是，曾經被視為晉身中產階級的優勢要件─文憑也正失去它的對價基礎。老早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不但意味了父母對子女受教的支付時間被迫延長，高學費更是沈重的物質負擔。此外，父母們同樣發現，當前高等教育文憑的貶值速度驚人，投資報酬率詭異難測，偏偏又不能繞過這個錢坑。簡單講，文憑競爭的攀升階梯快要變成整人的天梯，複製下一代成為中產階級的再生產成本已經讓多數父母難以負荷。對自己不樂觀，對下一代沒把握，當然自我感覺良好者愈來愈少。

　中產階級畢竟是時勢創造的產物。由於隨勢漂流，所以徬徨的下一步只是更加徬徨。既然如此，我們便很難期待中產階級成為一個面目清晰、利益明確的集體，並自行掌握時代變遷之舵。從解嚴後，「中產階級」、「中間選民」做為政治動員的符號不知凡幾，但每每化為泡影，便是例證。儘管「中產階級」對於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充滿了不信任，但「中產階級」仍無法成為另類政治想像的提供者。

　社會學家米爾士（C.W. Mills）曾說，由於美國沒有政治上的無產階級，故政治上的「中產階級」同樣是奢談。對照之下，台灣昔日的「中產階級」既然因賤工而生、且在政治論述上長期避階級諱，則所謂的「中產階級」云云，不過是凌空一遊，充其量也只是所得相對優渥、學歷相對傲人的模糊群體而已。即便今天還想要繼續維持這個模糊的認同界線已經難上加難，然則自認中產階級者所願一搏的大概還是各顯神通地加入職業競爭、辦移民、幫小孩補英語、送子女出國等個人主義式的自力救濟。質言之，身為「中產階級」的人生贈品只剩樂透投注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