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新奴工制度─高捷泰勞抗暴事件簿
(6) 距離:污名化與無知化的外勞管理

叔尚、彬、朋、沙朗育四個人,在高捷的一千七百多名泰勞中,一點都不起眼,他們彼此之間甚至互不認識,或至少,連點頭之交都談不上。但最後,檢察官的起訴狀裡,除了朋遺留在現場的血跡外,未見其他具體證據、證辭,就直接大膽假設他們四人在半夜夥同進入管理中心,以鐵器撬開保險櫃,把錢盗走。

高雄外事警察局好心地告誡我們:「這些泰勞,惹出的事端不少,打架喝酒鬧事,我們都很頭痛啦。這四名被告泰勞我們注意很久了,他們確實是裡面幾個帶頭的,很會搧動,也很有自己的勢力。都是特別愛捣蛋的。」

但我向廠區的工人問了又問,顯然也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四個人都不是愛出風頭的、領導型的人物。但語言的隔閡、既有的偏見與成見,都讓我們在處理「外來者」時,有太多自以為是的、連連看式的想像,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多麼容易,偏偏作決定、作詮釋的,從來不是那個沒機會說話的人。

我事後想,七十萬台幣、外加六十萬泰銖,四個人均分也還是好大一筆錢,大約是他們二年的薪水了。保險櫃打開了,是他們四個人做的嗎?他們有沒有拿錢呢?有沒有看見、聽說、親身參與呢?當然,沒有人承認。

我相不相信他們呢?

或者,我們可以換個方式問:即便是有人趁亂拿走了錢又怎麼樣?連辛苦加班的血汗錢都會被扣了整整一年,拿你一點零頭又如何?宿舍管理規則動輒扣款,連煙蒂掉入便池都要扣錢,每個月零零總總的扣款從不給泰文明細,遇到這樣的吸血鬼,有機可趁時誰不會撈回一點本錢?……我不是想為他們脫罪,但你真的不會這樣想嗎?正義的尺只有一刀切的仗量方式嗎?

但是,我們更清楚的是,萬一高捷泰勞最後被判在竊盗罪,恐怕台灣社會的觀感會很差,鄙夷與譴責可想而知,到時候,所有的「正當防衛」都會失去意義,只剩下貪婪與污名。偷竊是大忌,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私人財產受到至高無上的保護,一旦有人逾越了,就是犯錯!若要辯解,恐怕只會換來更多自以為正義的批評。

2006年四月,我們再度進入岡山宿舍。原本的一千七百多人被分散到小港、鳳山居住,現在的岡山宿舍只剩六百多人,空間寬鬆不少,住宿安排也總算合乎規定。半年多前被怒火燒毀的管理中心,現在放置了些白色塑膠桌椅,廣場上還有四面佛供泰勞膜拜;宿舍外側增加了照明設備及鍋鑪,夜裡九點多,三、五名泰勞正削著青木瓜等待下鍋;當初擠了二百多張床位的樓層,現在撤掉一半床位,改放新買的塑膠衣櫥,鮮黃寶藍粉紅的鮮艷圖樣一長列地排在室中間,襯得鐵皮宿舍明亮又稚氣。

抗爭前,高捷泰勞有整整一年多的加班費被不當苛扣,多次索討、申訴不果,成為集體行動最根本的導火線。分明是日夜操勞加班,偏偏領到的薪水就是嚴重不足,每個月的加班費漏記二、三十個鍾頭是常有的事。二、三十個鍾頭欸!至少台幣二千元,這是吃苦、流汗掙來的,是孩子的學費與養家的糧,意義與重量都難以計數。外勞平時加了多少時數的班,泰半會記得清清楚,不願白做工。可領班有意無意記漏了加班時數,一去問就被罵回來:「你想被送回去嗎?」不准問,不准說,威脅、害怕、忍氣吞聲久了,直到那一夜的石塊與火苗,都在說著積累一年多的憤懟。

「現在好多了,有時候被漏計一、二個小時的加班費,問了就會查,查了就會再補回來。」彬這才真心誠意的笑了。

這是宿舍內部的改善。外部的社會氣氛呢?

岡山宿舍位居市區邊陲,附近是文化中心的大公園,及尚未開發的土地,附近的商家、住家並不多,且沒什麼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泰勞上街買東西,還要走十幾分鍾 。在市區邊緣的大片空地上,紅色的圍欄就像營造工地般地把外勞住宿區圈在裡面,若不經大門而翻牆走捷徑,是會被嚴厲處罰的。可即便是這樣有距離、有隔閡的存在,附近居民還是免不了有疑慮。「這群外勞平時放假,都會在岡山鎮大遼里和和平里喝酒聚集,民眾相當擔心有天會出問題。」(2005/08/22,中國時報)。後來,泰勞要搬進小港的訓練就業中心,當地港興里長洪瑞豊也反彈:「如果泰勞出來,捉雞偷蕃薯怎麼辦?還有婦女看到也會怕。」(2006/08/31,聯合報)。

這麼「想當然爾」式的對外勞的疑慮,普遍存在。而外勞的管理階層也就順勢拿這點當藉口,實行各式軍事化管制。

華磐管理外勞就是很典型的污名化與無知化併用。污名化是認定外勞的生活習慣不好、會影響社區安寧;無知化則假設他們不懂事、會被騙、被強暴,所以最好是關起來以策安全。於是,污名化帶來隔離的正當性,隔離又加深了污名的想像。包括,休假日要下午四時前回營、電話卡只能在營區內使用、代幣僅供福利社使用…等。821後,高捷及華磐面對官方的質疑時,仍舊大言不慚地表示:「發放代幣,希望外勞儘量在區內消費,避免影響區外民眾生活。」、「限制使用手機及收聽電台,是怕干擾其他休息的外勞,影響住宿品質。」1而無知化的軍事管制,則包括了:「外勞每月花費如超過所留用之現金,可能因此向地下錢莊等高利息的管道借貸,以代幣方式限制只能在區內使用,純粹是好意。」、「在營區外沒收外勞的酒,是為了防止其誤喝假酒。」2……

翻查官方資料,早在2003年7月21日,高雄縣政府勞工局就因為媒體報導岡山附近居民擔心有安全疑慮,而主動前往岡山北機場工地宿舍檢查,且帶回高捷外勞的宿舍管理辦法簽呈局長核閱,稱高捷公司「訂有完善管理辦法」3。而這份辦法就是後來被批為「賣身契」的「外勞宿舍管理規則」,內容規定的罰款與遣返懲戒多得數不清,小至進餐廳時紗門未關罰300元、大至偷摘鄰近農田水果罰一萬元,連用餐時未出現、晚點名不在床上都可以罰上千元,更不必說動輒威脅解約遣返。

顯然,被官方譽為「完善」的華磐管理規則並不是例外,他們不過是反應多數台灣人理解的「管教方式」。在台灣國際勞協長期從事外勞服務中,我們也一再看見類似的非人性化管理,特別是工業區的女工,下工後就關進工廠頂樓加蓋的宿舍不准外出,一樓工廠的鐵門七、八點上鎖後,數十名女工就宛如被拘禁。但勞資協商時老板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是保護她們。工業區很亂,女孩子晚上趴趴跑要是被強暴了怎麼辦?」為了怕男性外勞滋擾生事,所以提早收營;為了保護女性外勞被誘被害,乾脆直接上鎖。其實,怕事或保護的背後,都只是為了省事、好管理、降低人事成本。至於作為一名勞動者的「下班時間」,在外勞管理中,是不被當作一回事的。

我注意到叔尚的左手上繫著一條綠色的腕帶,是深淺不同的綠色交織而成,材料尋常,但功夫細膩,與他幹粗活的工作頗不搭輒。他說這是泰國習俗,有時捐錢蓋廟,大家伙一起幾十、幾百的捐錢寄回泰國,廟裡就給捐香油錢的人寄來各色腕帶。我猜想是類似台灣的平安符,作用是保平安與祁福。

「我們去台北開記者會,向大家說明華磐要告我們,之前也很怕,不知道會怎麼樣。後來看見這麼多台灣人來支持、打氣,很感動。」叔尚轉了轉他的腕帶,說:「營區其他人說,我們幫大家出了口氣,把泰勞的心聲說出來。」

回到宿舍,他從床下摸出一個小紙袋,把裡面剩餘的三、四條平安帶全送了我們。這是飄洋過海來的平安與祁福,距離,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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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8.31,行政院勞委會「高捷泰勞人權查察小組調查報告」,高捷總經理特助劉克強發言記錄。 2. 出處同前註,華磐楊安琪經理發言記錄。 3. 2005.9.14,行政院「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與華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侵害泰勞權益事件」政府機關管理制度與行政責任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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