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的法官

2007/11/26

 張忠謀先生在美國商會演講時指出,台灣社會過度「內向」的視野,只關心島內事務,卻漠視國際趨勢,猶如滿清乾隆閉關自守的心態。對照於近日朝野有關「一階段」和「二階段」的爭議,乍聽之下,搞不好還以為台灣正在辯論國家未來的發展進程,可惜狗改不了吃屎,政客依舊只在乎如何投票才能贏得權力。

 受夠了藍綠的政治紛爭,與其浪費生命在口水虛耗上,還不如關心其他涉及台灣利益的國際事務,或許更為實際一些。例如WTO即將進行上訴機構法官的任命,其中被提名人之一是中國的經貿法專家張月姣,台灣擔心其未來執行職務時無法確保台灣獲得公平待遇,因此決定杯葛議程召開。

 依照WTO協定第九條的規定,關於WTO決策事項固然可以表決,但是由於WTO實務上向來採取「共識決」的國際慣例,因此如有任何會員提出「異議」,就將迫使議程延宕不決。台灣的決定雖然有效地阻擋議程,但也必然會招致其他會員國的關切,因為這將使得WTO面臨政治化對抗的疑慮。

 簡單來說,WTO的爭端解決委員會(DSB)就是WTO的司法機關,目的是為了解決會員間的貿易爭議,其下設有爭端解決小組(Panel)及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WTO關於貿易爭端解決是採取「負面共識決(negative consensus)」的特別規定,爭端解決的認定結果,除非全體會員「一致」反對,否則就會自動生效,具有國際法上的拘束力。由於法律效力難以推翻,會員經貿利益影響重大,因此對於爭端解決小組成員的選任當然不能輕忽。

 放眼天下,各種官方性質的國際組織,不管基於什麼崇高的理想,全都無法排除國際現實的政治考慮。政治性的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和IMF等固不待言;但即使以人道關懷為宗旨的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等,仍舊難逃政治化的宿命。相對於上述國際組織的政治紛擾,WTO則是以促進自由貿易為其目的,沿襲其前身GATT的國際慣例,會員間大致都能擱置政治爭議,以經貿利益作為主要的考慮。這種自我抑制政治紛歧,致力經貿互利的思惟,一直是支配GATT/WTO的主要思惟。

 當海峽兩岸同時進入WTO,原本希望藉此經貿平台溝通互動,透過累積的善意與交往,或許可以尋覓出解決兩岸關係的可行途徑。無奈這個以經貿互動作為政治緩衝的構想,卻在政治歧異激化的戰略思考下,成了兩岸外交戰場的延伸。從中國向秘書處要求台灣在WTO通訊錄改名、反對台灣加入政府採購協定,馴致於台灣對於上訴機構提名中國法官加以杯葛等,都是政治對抗的具體事證。

 台灣的杯葛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來,只是遭受連番打壓後的反制,確實師出有名。但是我很懷疑WTO的其他會員會容忍兩岸問題在WTO無限延燒?因為不管是IMF的加權投票制也好,聯合國對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也罷,國際組織仍然是強權的禁臠。學者早就指出WTO的「共識決」將會隨著民主壓力而調整,例如WTO前任秘書長蘇帕猜即曾提出研究報告,建議限制「共識決」的適用範圍,否則任由少數會員杯葛而使議程空轉,不符會員利益。

 台灣的法院雖然已經不是國民黨開的,可是未來在WTO的法院,恐怕會是共產黨開的,而台灣最好學會適應這個國際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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