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大選發生槍擊案,國民黨以在野身分,大規模動員群眾,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抗爭儀式,宣告了「第二個民間社會」的誕生,接著在媒體民粹化的大環境中,紅衫軍與反制紅衫軍的動員,醞釀為慢性政治危機。這四年危機,是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重大挫折。
什麼是第二民間?看看「全民開講」與「新聞夜總會」即可明白。就像代表第一民間的「大話新聞」。兩個民間社會,兩組名嘴,每天疲勞轟炸,話題愈來愈窄,情緒愈發高亢,不缺廣告,觀眾也熱情捧場。談話節目反映了大眾的心理需求,強化各自陣營的信念,不斷在複製從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集體不安全感。民眾的心理需求有其社會基礎,不負責任的政客則藉機操弄這種不安全感。
第二民間內部,認同中國國族文化者,在威權時代隱身於黨國政治秩序中,不必擔憂本土價值的挑戰,不需要嗆聲,就自動受到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保護。但是在民主選舉成為常態,本土價值成為重要選項之後,文化認同的失落感,使非本土或反本土化的信仰者,發展出一種防衛性質的「反動修辭」(借用Albert Hirschman精闢的語彙)。這種反抗心態,很難直接訴諸「反台灣」的語言,有些轉而套用「反民粹、反貪腐、拚經濟、反鎖國」等說法。反觀第一民間,民主果實乃經過長期犧牲而爭取得來,保護本土政權變成最高價值,對於民進黨的過失與貪腐,往往輕輕放過,或是以「再怎麼壞,也沒有國民黨壞」為之辯護。
兩個民間的對立,窮盡了台灣的社會想像嗎?當然沒有。
傳承自二戰後的新台共世代,歷經了白色恐怖,許多倖存的本省籍受難者,至今仍堅持統左的信仰。在黨外運動陣營,左派台獨曾是重要力量。民主化過程中,不少外省籍人士認同本土。這些身影,在藍綠擠壓下,日益邊緣化。近年來,新移民帶來新的治理課題,引進新的社會想像與文化品味,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民間力量。更不用說原住民族的自治要求,及其豐富深邃的藝術創造力與寬厚的世界觀。文化認同的多元性,是移民社會最珍貴的資產。
但是,在藍綠對抗下的政治劇場,只容得下兩套單調的腳本。資產變成負債。民間社會內部真實而細微的價值差異,被二元對抗的簡化邏輯排除。這是對公民意識與政治創造力的慢性毒殺。於是,許多許多曾經在民主運動中付出的人們感覺失望無力,紛紛退出公共參與。民主社會流失了一大群積極公民。
面對崛起的中國,資本全球化的壓力,台灣地位受到國際霸權體制的夾殺,統獨問題是一個真實的社會議題。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誠意與耐心,同時營造一個沒有恐懼的溝通環境。大財團動輒揚言撤資,就像對準台灣的飛彈,是對大眾參與公共討論的威脅,也激化了藍綠二元對立的氣氛。
統獨選擇,作為真實的議題,必須從兩個民間社會的藍綠邏輯中解套。讓所有的文化認同主體,都參與到這個公共領域,用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時間,共同思索:你真心相信台灣應該爭取成為國際上法理獨立的國家,並且願意為這個理想奉獻你的青春與才能嗎?你願意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或者接受「一個中國」嗎?你認為目前台灣的國際處境,可以永遠維持下去?這類基本問題,應該列入公民審議的議程。
公民審議不是急就章的公民投票,而是長時間的社會溝通過程。以制度化的形式,鼓勵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從多元管道獲得政治訊息,交換差異觀點,學習容忍、說服、與共存。這個社會過程中,公民投票只是配套制度,在公民審議的終點,提供社會選擇的合法性要件。公民審議,把台灣的前途從統治菁英的手裡搶救回來,將決策大權還給民眾。政客永遠在搶安迪.沃荷(Andy Warhol)「十五分鐘秀場」。負責任的政治家,則應努力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需要的時間與空間,而不是把國家命運消耗在片段切割、無意義的情境鬧劇。
這座島嶼,好不容易從幽閉而獨裁的港灣,航向自由開放、卻充滿不確定的大洋。這一趟沒有回頭路的航行,不只有藍綠兩個光點,而我們還在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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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公民審議 解決民間對抗
紅衫軍抗爭的發起,且不論支持與否及後效如何,抗爭本身就是公民社會發展的辯證前進過程,本身即同時導致了公民社會的部分挫折與部分進步,片面而武斷地認定為公民社會發展的重大挫折,是主觀、空洞且去歷史化的粗暴修辭。當代資本主義下大眾媒體的民粹性格,是資本與市場控制下必然的結果,並不特殊,媒體的民粹化不始自於紅衫軍抗爭,大規模的政治行動因媒體的催化而形成長期事件甚至政治危機,也不必然為負面。例如美國 1960年代的反戰運動及文化革命熱潮,即因美國當時「民粹化」的大眾媒體不斷播放越戰傷亡影像與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各種正面訊息而風起雲湧,從而「醞釀」成龐大而持久的「慢性政治危機」。
第三社會黨的參選,誠如吳介民這篇大作所推演的邏輯,如果只是為了捍衛某種另類的文化認同的多元性,則顯然遮蓋了這些文化認同的摩擦背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時期兩大階級集團對抗的歷史後遺症、資本全球化、階級壓迫、階級壓迫的移轉與各個社會層面相互複雜交織的總體表現。
台灣人民痛苦的根源來自於這些背後的問題,而非單純的文化認同的抹煞,更不是多一套政治劇場的腳本所能慰安。反對二元對抗的簡化邏輯,其實本身也不脫二元對抗的簡化邏輯,多元對抗二元,本身還是二元對立。這是在設置一種似是而非的對立面,錯不在二元對立,二元對立本身並不一定排斥多元邏輯,誠如前面所揭示的,二元對立架構中,依舊含括了「多元對抗二元」的存在。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剝削、階級對抗,以及因為階級剝削和對抗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是否是一嚴肅的政治課題與公民議題,而吳介民念茲在茲的公民意識與公民創造力如果不處理此一課題,豈非純為布爾喬亞的下午茶清談?
更重要的是,吳介民所謂台灣公民意識的扼殺、文化認同的貧乏、藍綠政治的綁架和統獨議題的空轉,不正導因於台灣有組織的階級公民的二元對抗長期被壓制?
統獨選擇,必須在釐清階級立場與階級利害關係的前提下,才能成其為「真實」的選擇,也才不會淪為文化認同的虛幻擁抱或國族政治表態,即便這種選擇遠超越二元而多達三千多種!
請問當許多公司行號連成立個自主工會,都缺乏資方的「誠意與耐心,同時營造一個沒有恐懼的溝通環境」時,當許多工會領導人及基層會員每每必須面對資方以各種合法(工作規則改惡、司法檢警調施壓)、非法(雇用黑道恐嚇)或「半非法」(以私人保全或其他社會關係威脅軟硬兼施)實行專政時,抽空了慘烈的階級內戰現實的所謂公民審議也者,不是淪為極其偽善、空洞的自由主義道具嗎?
「公民審議不是急就章的公民投票,而是長時間的社會溝通過程。」在這個漂亮的論斷當中,資本主義和階級內戰的存在及其對社會溝通的根本性戕害又人間蒸發了!公民審議缺乏堅實而有組織的階級力量的監督、對詰,如何不成為布爾喬亞菁英觀點,或布爾喬亞擬草根想像的多元修辭遊戲?沒有過尖銳、基進的階級對抗,奢言要資本財團「交換差異觀點,學習容忍、說服、與共存。」不是 惡意的欺瞞,就是可笑的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