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大選發生槍擊案，國民黨以在野身分，大規模動員群眾，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抗爭儀式，宣告了「第二個民間社會」的誕生，接著在媒體民粹化的大環境中，紅衫軍與反制紅衫軍的動員，醞釀為慢性政治危機。這四年危機，是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重大挫折。

　什麼是第二民間？看看「全民開講」與「新聞夜總會」即可明白。就像代表第一民間的「大話新聞」。兩個民間社會，兩組名嘴，每天疲勞轟炸，話題愈來愈窄，情緒愈發高亢，不缺廣告，觀眾也熱情捧場。談話節目反映了大眾的心理需求，強化各自陣營的信念，不斷在複製從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集體不安全感。民眾的心理需求有其社會基礎，不負責任的政客則藉機操弄這種不安全感。

　第二民間內部，認同中國國族文化者，在威權時代隱身於黨國政治秩序中，不必擔憂本土價值的挑戰，不需要嗆聲，就自動受到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保護。但是在民主選舉成為常態，本土價值成為重要選項之後，文化認同的失落感，使非本土或反本土化的信仰者，發展出一種防衛性質的「反動修辭」（借用Albert Hirschman精闢的語彙）。這種反抗心態，很難直接訴諸「反台灣」的語言，有些轉而套用「反民粹、反貪腐、拚經濟、反鎖國」等說法。反觀第一民間，民主果實乃經過長期犧牲而爭取得來，保護本土政權變成最高價值，對於民進黨的過失與貪腐，往往輕輕放過，或是以「再怎麼壞，也沒有國民黨壞」為之辯護。

　兩個民間的對立，窮盡了台灣的社會想像嗎？當然沒有。

　傳承自二戰後的新台共世代，歷經了白色恐怖，許多倖存的本省籍受難者，至今仍堅持統左的信仰。在黨外運動陣營，左派台獨曾是重要力量。民主化過程中，不少外省籍人士認同本土。這些身影，在藍綠擠壓下，日益邊緣化。近年來，新移民帶來新的治理課題，引進新的社會想像與文化品味，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民間力量。更不用說原住民族的自治要求，及其豐富深邃的藝術創造力與寬厚的世界觀。文化認同的多元性，是移民社會最珍貴的資產。

　但是，在藍綠對抗下的政治劇場，只容得下兩套單調的腳本。資產變成負債。民間社會內部真實而細微的價值差異，被二元對抗的簡化邏輯排除。這是對公民意識與政治創造力的慢性毒殺。於是，許多許多曾經在民主運動中付出的人們感覺失望無力，紛紛退出公共參與。民主社會流失了一大群積極公民。

　面對崛起的中國，資本全球化的壓力，台灣地位受到國際霸權體制的夾殺，統獨問題是一個真實的社會議題。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誠意與耐心，同時營造一個沒有恐懼的溝通環境。大財團動輒揚言撤資，就像對準台灣的飛彈，是對大眾參與公共討論的威脅，也激化了藍綠二元對立的氣氛。

　統獨選擇，作為真實的議題，必須從兩個民間社會的藍綠邏輯中解套。讓所有的文化認同主體，都參與到這個公共領域，用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時間，共同思索：你真心相信台灣應該爭取成為國際上法理獨立的國家，並且願意為這個理想奉獻你的青春與才能嗎？你願意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或者接受「一個中國」嗎？你認為目前台灣的國際處境，可以永遠維持下去？這類基本問題，應該列入公民審議的議程。

　公民審議不是急就章的公民投票，而是長時間的社會溝通過程。以制度化的形式，鼓勵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從多元管道獲得政治訊息，交換差異觀點，學習容忍、說服、與共存。這個社會過程中，公民投票只是配套制度，在公民審議的終點，提供社會選擇的合法性要件。公民審議，把台灣的前途從統治菁英的手裡搶救回來，將決策大權還給民眾。政客永遠在搶安迪．沃荷（Andy Warhol）「十五分鐘秀場」。負責任的政治家，則應努力向國際社會爭取台灣需要的時間與空間，而不是把國家命運消耗在片段切割、無意義的情境鬧劇。

　這座島嶼，好不容易從幽閉而獨裁的港灣，航向自由開放、卻充滿不確定的大洋。這一趟沒有回頭路的航行，不只有藍綠兩個光點，而我們還在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