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十一點，許多縣市理事長和代表在台北市教師會開會，我跟大家報告之前的一些事情，讓大家知道一些內幕和真相。大家還在思考討論要如何面對行政院游院長的召見，全教會秘書長吳忠泰參與會中的討論，他帶來非常令人震撼的訊息，張輝山打算接受游院長的接見和條件，如果大家不願意接受的話，他可能會辭去理事長，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一方面媒體會呈現教師會分裂的報導，一方面工會團體可能會不再支持遊行，九二八遊行勢必受挫，教師的力量面臨瓦解。各縣市代表聽了都非常驚訝，我個人則是感到非常火大，針對這事情展開嚴厲批判，我揚言張輝山若敢辭職，傷害到整體教師和組織的利益，我會讓他付出嚴重代價，他敢玩我就一定奉陪到底，我絕對會將所知公告週知，讓他背負起歷史的責任，就算教師會瓦解也在所不惜。為了解決眼前重大危機，大家已經不再討論見游院長的應變策略，而是該如何解決張輝山的問題，後來我提出這樣的建議，我們願意聽張輝山的高見，但也請幾位代表發表意見，然後大家進行表決，若大家決定取消遊行，我一定接受，若大家決定遊行到底，也請張輝山接受，當場大家同意這樣的建議，時間也已經快來不及了，於是移師台大校友會館討論。
下午一點左右，全國各縣市教師代表陸續到達台大校友會館，依據大家之前的共識，教師代表聆聽張輝山的發言，他主張要接受政府條件並取消遊行，有人問政府的承諾是否一定兌現，他答說這誰也不敢保證。張輝山發言完又有人接續發言，主張繼續遊行的聲音佔多數。因為行政院長接見的時間快到了，是否遊行的論辯暫且擱下，大家開始商量要不要去見游院長，見與不見的聲音都有，為了顧及團結和教師形象，後來大家又達成共識，張輝山當場這樣宣佈，基於禮貌大家還是進去，但是全部的人都不要發言，只推派吳忠泰秘書長發言。

「教師代表聆聽張輝山的發言，他主張要接受政府條件並取消遊行，有人問政府的承諾是否一定兌現，他答說這誰也不敢保證。」
「進步得很」提出這一段往事，是全教會那一段鬥爭得腥風血雨的時期。實在不太願意再回顧那一段的某些不堪，但身為候選人為對社會大眾之責任，本人特此說明。
2002年928十萬教師大遊行是教師組織首次的大規模遊行，背景因素是課稅議題。當時的執政黨和教育部三番兩次的以政治性的動作羞辱教師族群，加上地方教師會因為法令的任務職權規範不周而普遍性地陷入發展的困境，於是爆發教師怨氣的大集結，而全國教師會則是點燃引信的番仔火。

那股怨氣是群眾運動的基礎，而問題是怨氣雖大但純粹是教師族群的利益之爭。當時決議遊行的理事會不願面對課稅議題表態，只定出「團結、尊嚴、工會、協商」的主軸，而遊行五人決策小組也不同意本人要求處理的課稅議題。本人到動員主要地區台北縣市教師會溝通動員，提出「我要繳稅」的訴求都碰到軟釘子。

地方教師會只是要全教會號令教師出來出怨氣就好，本人則是要求師出有名，並且僅可能藉機轉化教師的社會意識。在當時那種氛圍之下，我是很認真的跟主要幹部談過，如果全教會對課稅案不願表態而只想帶教師出來遊行抗議，我是不願帶隊的。因此，雖然已經動員了，在那場跟地方教師代表的會談中我很清楚的表達這個想法，如果全教會不願對社會關切的課稅案表態而只想用模糊的訴求出來遊行抗議，我還是會支持繼續遊行，只是無法帶隊，請大家另請帶隊的人，我還是會參加遊行。結果是沒有結果，大家也無法解決「內部對課稅議題無共識」和「張輝山的堅持」這個兩難的困境。

我的這個想法實在太天真，但是我當時即時的反應真的就是這樣。那晚我馬上擔心萬一隔天新聞出現我請辭的消息，將會危急整個組織動員和教師們的信心，隔天一早馬上發出繼續動員的即時通知。同時，我也不再理會理事會和遊行五人決策小組的決議，自行召開「我要繳稅」的記者會並進行一波波的文宣戰。

雖然我脫離理事會和五人決策小組的範疇，但是整個遊行的籌劃和動員都透過全教會的行政系統，遊行也就繼續進行。而即使如此，一直到遊行前一週的地方指揮系統講習會，還有幾個主要的地方教師會公開「嗆聲」－如果遊行當天指揮台喊出「我要繳稅」的口號，他們會跳上台上把喊的人拉下來。

幾個前來支援的勞工運動界朋友，應該還記得那天的場景吧！

這是那場遊行複雜過程的簡要說明，「進步的很」的轉貼或者是觀察側記，本人尊重不予評論。
而那場與地方教師代表的會談，並不是透過全教會的管道進行，此事本人事前並不知情，而是行政院找地方教師代表到行政院溝通之前教師的會前會，我也是被通知的人。基本上，我當時提出不願帶隊另找他人帶隊之事和游院長與教師代表見面，一點關係都沒有，只是時空壓縮在同一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