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莊素玉、黃亦筠 研究、製表／賴建宇【更多精采內容請看本期《天下》】

在全球超極資本主義盛行風的推波助瀾下，台灣的貧富差距也日益拉大。

在台灣，窮人愈來愈多，更有許多貧窮工作人，終日辛苦打拚，也只能勉強溫飽﹔另一方面，富人卻愈來愈富有。

然而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為何貧窮工作人所賺的薪資，一毛也逃不了稅，富人卻有許多財富所得不用課稅？

我真的沒有能力再撐下去，」最近兩年由於景氣低迷，健身集團亞力山大營收由二．五億元降到八千萬元，十二月十日，亞力山大創辦人唐雅君，一度無預警宣布停業時泣訴。除了十多萬名會員權益受損之外，背後一千五百名員工一夕間失業，再加上所波及到的家人，衝擊面會更大。

在台灣，去年像亞力山大這樣關廠、歇業的廠家數，也在增加當中。根據經濟部商業司統計，去年九月到今年九月，台灣公司少了約兩萬家；新設公司家數比去年同期少了一二．九％。

「全台的失業率一直在三．九％以上，台灣以前長期失業率應該是在一．五％，我們認為合理的失業率應該是二％左右，所以現在等於多二十幾萬人沒有工作，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前主計長、現任苗栗縣財政處長韋伯韜曾在電視媒體指出。

台灣現況 十年增加九萬人落入貧窮線以下

在台灣，窮人愈來愈多。十年間增加九萬人落入貧窮線下的生活圈。

貧窮線指的是每個月收入只有公定最低生活費以下的人口。根據內政部每年認定的最低生活標準，（每個都市依生活水準不同，而有不同的標準，如台北市約每月一四八八一元）。全台灣低於此貧窮線標準的低收入人數，從一九九八年的一二．五萬人增加到今年九月的二一．六萬人。（表一）

但有更多人雖然有工作，所得標準也在貧窮線之上，卻因為幾乎入不敷出，又無法領政府社會救助補貼，而成為「貧窮工作人」（Working Poor，意指賣力工作得要死，卻只能溫飽）。

中低收入者增加了六十四萬人

此外，近十年，這些中低收入者也增加了六十四萬人。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個人年所得二十六萬到五十萬中低所得者，一九九六年到二○○六年來從四百三十二萬增加到四百九十六萬人。

台灣從一九八○年以後所得分配就在惡化。當時五等分家庭所得差距是四．一七倍，到二○○一年達到二十七年來的高峰六．三九倍，到了二○○六年還停留在六倍。

吉尼係數是國際上常用來衡量一個國家集體貧富差距的指標，台灣的吉尼係數二○○一年達到○．三五，而國際警戒值為○．四。（吉尼係數「一」代表全國財富集中於一個家庭，愈接近「○」代表貧富愈均勻）（表二）

全省都有據點的家扶基金會，協助過許多中低收入戶，以前個案多是殘障人士，「但現在好手好腳，還是掙不過天，」家扶基金會社會資源部主任陳美君說。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就業輔導組組長賴樹立指出，台灣的勞動參與率維持在五七％，廣義失業率有效控制在五％上下，在勞動參與和失業率都持平的狀態下，薪資水準卻是在下降，「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原因一 全國平均薪資出現負成長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一九九○年全國平均薪資成長率為一四．五％，但一九九九年以來剩不到三％，扣掉通貨膨脹率之後，薪資甚至在二○○二、二○○五出現負成長。（表三）而今年九到十一月，台灣的通貨膨脹率更以四．四％居亞洲四小龍之冠。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從一九九七到二○○六年，台灣受雇人口總薪資報酬佔當年度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從四九．四％下降到四五．六％，十年間降了近四％。

相較之下，代表利息、地租、企業利潤的營業盈餘的比重逐年攀升。主計處統計，ＧＤＰ分給「營業盈餘」，主要是企業獲利這塊，十年來從三三％上升到二○○六年三五％，勞工分得的經濟成長的果實變少。（表四）

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曾分析，勞動報酬佔ＧＤＰ比重下降，營業盈餘佔ＧＤＰ比重卻提高，代表台灣社會「用錢賺錢容易，用勞力賺錢難」。

「台灣今天就是這樣，高附加價值的工作沒那麼多，低附加價值的工作都跑出去了，」前經濟部次長尹啟銘說。

對多數人而言，近十年來所得成長如一灘死水，窮人變多了，國內消費力道也跟著弱了。

台灣人的消費實力大減。從台北的亞力山大、中興百貨一度宣布即將歇業，到台灣南端的街頭上──無論是在台南市最熱鬧的中正路，還是高雄市最熱鬧的中華路，一張張「租、租、租」張貼在已經歇業的三角窗店面。

租租租、售售售

消費信心也急速下降。萬事達卡最新調查顯示，台灣消費者是十三個亞太市場中，消費信心最低的國家，以一百分為滿分，台灣的消費者信心只有二九．六，第一名的越南高達九四．三。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今年十一月調查也指出，消費者信心指數（ＣＣＩ）跌到六三．三點，創下二○○一年十二月以來的新低。（表五）

經濟成長的目的主要是要改善人民生活水準和消費水平。但根據主計處統計，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間，台灣民間消費成長率為二五％，但是二○○二年至二○○七年間，民間消費成長率只成長了一九％，消費日趨保守。

消費愈來愈保守就連台北市最熱鬧的仁愛路三段的珠寶店老闆也明顯感覺到最近一、兩年上門的客人明顯變少。他的一位主顧客還告訴他，「錢都放在香港。」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十二月一日在中華經濟研究院一場研討會指出，透過私人銀行把錢匯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資金累計高達四．六兆台幣。

原因二 超極資本主義盛行

「窮人愈來愈多，眼看著一個國家就是一邊一國，就是『富人國』與『窮人國』，政府束手無策，因為政策都是短線操作，」對國土買賣有深入研究的文化大學景觀系教授楊重信批評。

貧富差距愈拉愈大，主要是因為超極資本主義盛行全球，愈演愈烈，使得一些手上沒有掌握技術的人，愈來愈窮，成為社會上的弱勢份子。

經建會主委何美玥指出，知識經濟時代本來就是用錢去賺錢，所以時代走到這裡，貧富差距本來就會被拉開，「台灣還算好，跟其他國家來比，用家計五等份來分，日本我最近看到是六．六，新加坡是三十一，台灣則是六．○一。」

美國《新聞週刊》指出，貧富差距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特別是發生在大力擁抱資本主義的新興市場地區，像是中、印、巴西、蘇俄等國。

「掌握教育、技能、人脈網絡，全球前一○到二○％的人，正將後段的人遠遠甩開，」《超極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作者羅伯瑞許（Robert Reich）指出，「如果你受良好教育，有好的人脈，那全球經濟將給你前所未有的大市場。」

全球化讓金流、人流、物流、資訊流流動更為迅速，經濟、市場更自由化。貧富差距成為全球化下的副產品。

台灣也在全球化風潮中，窮人變多，但也誕生不少富豪。根據美林證券亞太財富報告，二○○六年台灣擁有資產一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裕人士有六萬六千人，比二○○五年成長一一．九％，平均資產為三百三十萬美元，財富總值近二千二百億美元。

根據《環球透視機構》統計，即便二○○六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四．九％，高於世界三．九％的平均值，但一般民眾卻感受不到。

「過去六年消費者物價增加了五．三％，我們六年來實質薪資只漲了二．九％，你說老百姓怎麼感受得到？」前金融研訓院院長，現任世新大學經濟系教授薛琦直言。

許多新興經濟國家力行超極資本主義，擁抱自由市場競爭的國家，執政者無法有效使出正確的決策，以減低弱勢薪資階級，承受全球化衝擊的力道。

美國《新聞週刊》認為，全球化及知識經濟固然造成貧富差距，但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於政府過於市場導向以及向右傾斜的政策。

原因三 稅賦政策對富豪有利

「累進稅率沒有增加稅基，私有化政策讓國家財產落入少數私人手中，」美國《新聞週刊》說出全球盛行超極資本主義之後的結果。

台灣也是一樣。稅賦政策也是對薪資階級不利，對富豪有利。

高科技廠商享有五年免稅

為了支撐出口，政府特別扶植以出口為導向的高科技產業，在租稅上給予優惠。

譬如一九六○年到一九九○年的獎勵投資條例，之後是一九九一年開始實施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高科技廠商在研發、自動化、人才培育等項目可享有營所稅抵減，被列為重要策略性產業，享有五年免稅。因為如此的政策，少收的稅收，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財稅系副教授孫克難指出，高達一千兩百億，約相當於一％的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

而一向以來，因為選舉文化、政商結合緊密，「政府不管藍綠，始終沒有對富人課該課的稅，」一名觀察家說。

孫克難也指出，貧窮線以下的人非但不應課稅，還要給他社會補助。但按照國民所得帳來看，勞動所得跟非勞動所得應該是六比四，整個國民所得帳裡頭，勞動所得就是薪資，非勞動所得就是地租、利息、利潤。

根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二○○四年統計顯示，薪資所得佔綜合所得中的七五％，綜合所得包括十大類所得，如營利事業所得、執業所得、權利金、財產交易所得、股利所得、機會中獎所得、租賃所得、薪資所得等。

孫克難指出，這表示其他所得不是免稅，就是逃漏掉，稅基被侵蝕了，所以薪資所得比例便高。因為非勞動所得可以減免稅，不納入課稅所得總額裡，所以勞動所得（即薪資所得）是七．五比二．五（非勞動所得）。

薪資階級　稅一毛都逃不掉

「所以打著綜合所得稅的名號，其實是薪資所得稅，」孫克難說，「這些薪資階級所得來源主要是薪資，課的稅一毛都跑不掉。」

另一方面，富人稅如土地交易所得、資本利得卻課不到稅。

根據行政院經建會《二○○七年台灣統計手冊》的資料顯示，台灣的稅收結構，來自於所得稅（綜合所得稅與營所稅）的比重變重，從一九九六年到二○○六年，十年間從二八．七％上升到四○．四％，其他的稅收來源則愈來愈少，像營業稅從一八．一％降到一四．八％，土地稅從一三．二％降到八．二％。

富人的財富所得大半來自資本利得與土地房屋交易利息，最近三年來，買賣土地房子所賺得的高額不動產獲利，所課的稅也很低。

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二○○八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一九九八年總所得五百萬以上卻不用繳稅的有十二戶（全台共一二七九八戶），到了二○○二年不用繳稅的增為三四八戶（全台共一一二○五戶），二○○三年增為五五八戶不用繳稅（全台共一○五○四戶）。需納稅的總戶數年年減少，但總計年所得五百萬以上，無須繳稅的戶數，比一九九八年成長四十六倍。

股票、土地交易所得難課稅

「你會發現富人財富累積，多從非勞動的資本利得而來，這些幾乎都課不到稅，」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許祺昌分析。

楊重信指出，像許多富人喜歡買不動產。在台灣，買房子課地價稅是按照土地公告現值來課稅，「但公告現值平均不到市價的五成，差距非常大，」他說。

譬如今年初，一名富豪在信義計劃區買了一戶一億五千萬的豪宅，年底以兩億轉手賣掉。但因同一個年度土地公告現值沒變，所以土地增值稅免繳，他只須以房屋出售時的房屋評定價格的二五％認列財產交易所得稅，之後再併入綜合所得稅中課四○％。假如房屋出售時的評定價格是兩千萬，財產交易所得稅是兩百萬，加上土增稅免繳，「光這筆不動產買賣就現賺超過四千萬，」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副營運長郭宗銘直言，「土地交易所得，根本就是造成台灣租稅不公的毒瘤。」

另外，富人累積財富的另一塊大餅就是來自資本利得，這是造成租稅不公的另一顆大毒瘤。

台灣只課千分之三的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所賺的資本利得則不課稅（指上市櫃及興櫃股票），年終股票分紅只按十元面額課稅。

「財力雄厚的人，證券交易所得多，卻和菜籃族一樣繳千分之三的稅，合理嗎？」郭宗銘說。

孫克難指出，台灣租稅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公平、不適足，而且無效率，但是「政府要做到有效率、不貪污，人民才願意繳稅。」

針對稅制的兩顆毒瘤，一九九二年前財政部長王建?原本打算課徵土地交易所得稅；更早，一九八八年前財政部長郭婉蓉則宣布要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他們知道這是稅制不公之處，但一碰就下台。「可見我們政商關係、財團、富人對政策的影響力有多大，」前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堦說。

美國股神巴菲特之前對小布希政府嗆聲，「我應該繳更多稅。」他痛批美國稅制不公，過度傾富。美國國稅局曾統計，二○○五年，美國前五％富人的所得，佔全國比重達二一．二％，創下戰後六十年新高，貧富差距明顯變大。

稅收不夠，政府赤字達四兆

由於很多富人稅收不到，勞動所得者加薪幅度低，使得政府每年支出，光靠收稅，也難補平，財政赤字高達三、四千億元，累計赤字已逼近四兆。孫克難指出，如再加上隱藏性財政赤字，如一些該徵收的公共設施預定地還沒有錢徵收，也高達十兆，總共加起來約十四兆的財政赤字。

因此，台灣國民所繳的稅，只佔國民生產毛額的一三％（也就是所謂的租稅負擔率）。（表六、表七）

「政府支出佔ＧＤＰ一八．八％，稅收才佔一三％，稅收根本不夠支出政府的花費，」孫克難說。

財政困難，就開始賣國土。根據國有財產局年報，從一九九九年到二○○六年，總共售出超過三千公頃的土地。這相當於一一五座大安森林公園。

「政府因為太重視『政商關係』，以至於走到一個極端資本主義。極端資本主義就是讓少數有錢人控制大眾，極度重視效率，而忽略公平，」文化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柏雲昌說。

長遠的衝擊 窮人永無翻身之日

由於稅制過度有利富豪，將來所影響的不只是財富不均，也會教育不均，日後的窮人很難像阿扁總統一樣，由三級貧戶考上台大。「所得貧窮者與知識貧窮者都綁在一起了，」立委李紀珠說。

根據家扶基金會二○○四年的調查，台灣每五個貧窮家庭，便有一個家庭因為無法提供第二代足夠的經濟及教育資源，而陷入二代「貧窮循環」中。

事實上，政府在教育的投資上未增加，因此比較有資源的富人更有機會接觸多元知識。

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曾經分析台大學生來自何處，發現：在一九九七到二○○○年間，三．○六％的台北市人口和六．一％的台北市高級區大安區人口成為台大學生，遠高於全國平均的○．八九％，台東縣則只有○．一九％上台大。此外，八二％的台大學生來自全國前二十所明星高中，「受大學教育機會的篩選過程，在高中階段就已開始，」駱明慶曾指出。

未來的國度

十多年前，楊重信和劉泰英、薛琦到菲律賓開國際商會的年會時，一起去參觀馬尼拉的華人高級社區。

社區裡有一條專屬道路進去，層層關卡，裡頭有私人停機坪，連華裔富豪的家族墳墓都蓋得像樓房別墅，「我衝擊很深，連死人都住別墅，家族偶爾還一起聚在墳墓樓房的客廳打打麻將，」楊重信對那種奢華記憶深刻，「一邊不遠的郊外，就是窮人住的社區，小孩沒穿衣服，這就是Ｍ型社會。」任誰也不願意看到台灣的二十年後會如此。

改革稅制，縮短貧富差距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財稅系副教授孫克難對賦稅的建議：

一、將促產條例落日，可因此多收一千兩百億元的稅收。

二、促產落日之後，所有企業可以因營所稅由二五％降至一七．五％而得利。將營所稅降到和香港一樣的稅賦國家，有助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將薪資扣除額由七萬八千元提高到十二至十五萬左右，造福廣大中產階級，政府因此損失的稅基大概四十三億左右。

讓貧窮小孩藉教育脫貧

根據教育部統計，政府教育經費支出佔ＧＤＰ比率由一九九○年的六．四七％，到二○○一降至六．○九％，二○○六年再降至五．七六％。

台灣每個人的分得的公共教育支出，遠低於香港和新加坡。

根據《二○○七年ＩＭＤ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人年均教育支出約六六七．八美元，比香港一○一七．九美元，新加坡的八四四．四美元低許多。（表八）

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是得到知識的基礎。然而，貧窮會延緩孩子的教育吸收力。

家福基金會去年調查，低收入戶中經濟貧窮的孩子，因為沒有錢上幼稚園，在語言的溝通上，有遲緩發展的現象，超過三成六經濟弱勢兒童，在語言與溝通發展上出現發展遲緩問題，比例是北高兒童語言發展遲緩比例的七倍。

未來如何讓貧窮小孩藉由教育脫貧，一名關心教育的人士指出，政府必須再投資預算在教育上。

簡錫堦：稅制改革，精神要學瑞典

台灣在稅制改革上，精神上要學瑞典。因為瑞典創造一個價值，就是「公民互助」，他們才願意繳那麼多稅！

互助是他們福利國家基本的教育。他們從小享受國家的福利，從小就有兒童津貼，有排富條款。讀書全部免費，讀到博士大學都免費，窮人家不用擔心，小孩生下就是國家社會共同照顧，而不是丟給家庭。從育兒托育，到老年照護都是政府投資照護，所以他們稅很重。

瑞典課稅很重，四○％到五○％，甚至更高。遺產稅到五五％以上，因為政府不貪污，透明化，所以人民願意繳稅。譬如一九九五年的那位女副總理莎林，她為了方便，用公家卡片去買自己的小東西，換算成台幣只有一千元左右，而且她最後也還錢給國庫，但是這樣也不行，因為公私不分因此下台。這就是國家的誠信，每個公家人物都受到這樣嚴格的監督，所以你就肯繳稅，因為稅都用在人民身上，每個人都享受到，而不是只有少數人。

我以前做工運時，人家都笑我腦袋在夢想瑞典。都說瑞典社會福利作成這樣，一定會垮，二十年前已經在說會垮，瑞典那麼重的稅，企業人民會跑到歐盟其他國家，但是沒有，因為這是瑞典國家基本的價值。

所有唱衰瑞典的，都沒有成功。就連政黨輪替了，新政黨也不敢改變，他不敢取消原本的老人津貼還有兒童津貼，只刪減了部份失業津貼，因為要鼓勵就業。瑞典的就業率有七六％，台灣只有五七％。

瑞典政府的政策就是人人就業，政府才有稅收，才會是一個善性循環。小孩就是政府幫忙照護，你可以安心工作，婦女懷孕，企業不能任意解雇，要保障婦女工作權。生產後小孩國家照護，回來工作，企業也不會減薪。

所以瑞典人願意為自己的理想奮鬥，不會只想找個好工作賺錢。瑞典人投入國際志工的人很多，到巴勒斯坦、北愛爾蘭、以色列等，父母都鼓勵孩子為世界貢獻。

瑞典捐了ＧＤＰ的一％，換成台灣就是捐助一千一百億，給聯合國作全球抗暖化、貧窮地區照護、防治愛滋病這些。人家國家就是這樣，思考的是在國際上的貢獻，不像我們陷入藍與綠的爭論。（黃亦筠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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