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先生接受中時電子報專訪，痛批陳水扁「瘋狂」，欠缺民主信念；說馬英九很「clean」但沒有能力，他說，馬因為宣示走「李登輝路線」才當選台北市長；老先生指謝長廷有能力卻未能走出自己的路，他憂心老百姓失去未來的目標，擔心台灣會「滅國」，他對未來幾年國際情勢提出自己的預期……。

訪談很精采，老先生依然展現出大開大闔的氣度，在言談中散發出政壇下一代領導者所欠缺的領袖魅力。雖然，他對自己執政時留下歷史問題的交代並不能完全說服讀者，例如「兩國論」的提出，以及為何未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

在「兩國論」的問題上，他一語帶過。其實，老先生雖已完成口述歷史，但有關兩岸關係這部分，一直不願意公開出版。而在「轉型正義」問題上，他反問道：「為什麼要處理？」認為當時「安定」最重要。訪問內容中，他一直在強調台灣的「認同」（identification）。印諸他當年的施政，他當時一方面不讓舊秩序頓時崩解，一方面想形塑「土本」、「民主」、「新中原」、「新台灣人」等新的價值認同。他主觀上希望台灣人民從「舊中原」、「威權」等價值觀中，平順地轉移到新的台灣認同中。

從蔣經國晚年宣布解嚴，稱自己也是台灣人，接著李登輝執政，落實這條本土化與民主轉型之路。十二、三年的轉型之路，應該就是「李登輝路線」的精髓。到了兩千年，台灣真正政黨輪替，民主鞏固向前跨進一步。卻發現「李登輝路線」走不下去了，不只如此，很多人感受到台灣陷入「空轉」、「停滯」，台灣民主與認同的再深化鞏固都停格在二○○○年。

若把這種停滯空轉，完全歸罪於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其實並不公平。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內外情勢與李登輝時代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化加速擴張與中國出人意外地持續崛起，是台灣執政者的新挑戰；李登輝當權時，還享有著威權黨國體制優勢，甚至在野的民進黨也對他敬畏三分。這種優勢也不是民主時代的執政者所擁有的。

李登輝特有的領袖魅力，也是在極為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塑出來的。他承襲到日本明治維新到大正時期的思想遺緒，接受到德日的總體論的發展觀；他經歷了兩次外來政權統治經驗，他從「蔣經國學校」學會了中國的宮廷政治之術。這些特殊的歷史經驗，造就他的領袖特質。今日政壇，不論是他臧否的陳、馬、謝任何一人，無人有此特殊際遇。

天時地利人和，讓台灣在李登輝的帶領下，走過一段民主奇蹟、經濟榮景與社會的多元開放。這樣的歷史條件已難複製──「李登輝路線」是二十世紀特殊時空下的產物。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從「李登輝路線」到陳水扁激進的台獨路線是必然的發展嗎？台灣民主與認同的停滯是不可避免的陷阱嗎？民進黨的激進路線走到這個地步，是否必然引來「李明博式」保守主義反撲？

台灣兩黨政治所形塑的政治基本盤，也許在短期內無法改變，沈富雄預言的「未來八年沒得選擇，就看國民黨了」可能會成真。不過，從李登輝領導的台聯黨最近轉型可發現，老先生似乎還在想著台灣的出路──那是一條比較接近社會民主的路。也許，台聯、第三社會黨、綠黨與紅黨，這些小黨試圖走出的社會民主路線，會像上個世紀的「李登輝路線」，再造二十一世紀台灣的民主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