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拜讀貴報報導「學歷與健康不成正比，學者最虛」，筆者心有戚戚焉，特別探討一個可能造成學者健康受損的制度性原因，以此呼應張笠雲教授的研究發現。
這幾年來，在「學術卓越化」的大旗之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也委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建置「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資料庫，以提供學界相關引用文獻與來源文獻的資訊和各種量化指標。這類資訊和指標被認為是客觀標準化的評鑑指標，可以評估臺灣出版之重要社會科學期刊之品質，和臺灣社會科學學術人的研究績效。
自此，在扭曲的台灣學術行政體系的驅使下，卻成為大學評鑑和學術社群排等第、搶資源、進退場的主要判準。它展現了強大的驅動力，驅使學者和學術機構成為單一標準下的受評單位，並以一條垂直線安排他們進入這個階層化的啄食次序中。從此，出版和評鑑的單一標準把受評單位（人或機構）的多元異質因子給削砍切割掉，被等「量」齊觀的學者和機構只得在評鑑系統中汲汲營營，並接受評鑑機制的無情摧殘，認份地接受應得的獎懲。
原本這種評鑑標準是外塑的，有形的制度性監控機制，它同時也會形成重重的規範，並從上到下穿透一層層的行政機制，最後甚至沁入了大學學者的身心律動中。這年頭，台灣學者若不能成為「I級人」（即有能力出版SSCI或TSSCI等的學者）並且進行出版的量產的話，那麼她／他就只能落得在學術殿堂的牆角邊望著「I級人」而「I聲嘆氣了」。
的確，對當今高等教育中的知識份子而言，出版期刊論文已然成了證明學術研究生產力的重要指標。換言之，知識份子儼然成了知識生產的苦力。學術評鑑作為一種屬於學者的賞罰體制，絕非僅僅是來自國家這個所謂的「宏觀權力中心」的強制力，它更是散佈在學術人身心狀態內部的「學術志業」，它表現為一種屬於學者特有的微觀自我監視，成為學者的習慣動作和內控邏輯。
此時，學術生產為自己的心靈打造了一間如7-11般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隨時準備伺候上門的學術訂單或顧客。不同於一般朝九晚五的工作，一個徹底養成的習慣沒有真正的下班時間。永遠做不完或趕不及的事情零碎化地充塞著學者的時間表。有時，知識生產時間像是殖民者般向其他活動時間進行侵佔和掠奪的工作，以致於學者常常得要索性犧牲睡眠、休閒、家庭、社交等活動，儘可能把時間奉獻給知識生產的無底洞中。
當學術活動佔據學者大部分心思的同時，他們的身體必須長時間以靜態的坐姿、繃緊的面部表情、目不轉睛地維持閱讀和寫作的動作。儘管柔順的身體，還有一些生理機能和需求，而需要暫停研讀寫作的姿態，如吃喝拉撒等，但這些生理需求常因為研究活動的連貫性而被延誤或在心不在焉的情況下草草了事。對於有利於身體伸展的外向性活動如運動、休閒等，常由於研究工作的優先性而被犧牲掉了。
這些將自己禁閉在固定的有限空間中，並常常處於焦慮的心情和固定不變姿態的學者，往往忽略了這樣的身心狀態是以犧牲自己的快樂、家人的親情、社會關係、身體的健康來換取的。當學者夙夜匪懈地為滿足學術評鑑而操勞時，殊不知自己的顏面神經已經失去了笑的能力、親子或夫妻關係可能正在生疏、社會關係越來越孤立。學者因過勞或其他疾病而英年早逝的故事時有所聞，這些是否都跟學術評鑑的規訓與懲罰有著一定程度的關連？值得學術人深思。
無論什麼樣的「卓越計畫」或「大學評鑑」，臺灣學者將為自己的生命填入一些無甚價值的學術垃圾。對於什麼關懷時政的公民素養，早已拋諸腦後，以致成為近日朱雲鵬、邱天助和翟本瑞教授所針砭的「缺席的知識份子」。當然，這是用自己的健康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