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不是我想要澆冷水，而是我真的看不出來，
工協反對派提出的訴求，到底比第三社會黨的民生訴求進步多少
可能只有最後一句"建立社會主義..."口號喊出來很爽吧

希望你們不要只是嘴炮社會主義
最後淪為已經很久沒出現的青年團
以為自己是全台灣最進步的"左派"
所有人都應該要聽你們的
　

大概要給某一類特定人士看，才會有「強心針」的感覺吧。
像我科男看了只有科科乾笑兩聲而已。

請教一下樓上兩位，你們說的某一類特定人士是指現代的「中國钦查泽」嗎？

译者前言：
读过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的同志，对科捷·钦查泽的名字或有印象。多伊彻写道，流亡的托洛茨基「不能不感到，他必须用之工作的人力资源与革命前他或列宁的人力资源截然不同。那时，无论侨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这一运动的人都是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他们当中的激情与英雄主义少得可怜，而这是改天换地的斗争所必需的」。应补充的是，除了英雄主义，帝俄革命工人运动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一九三零年病故于流放地的科捷·钦查泽，即是这类工人革命者的范例——「他们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贵的战士，几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亲」，多伊彻断言说。

21世纪初的中国泛左翼远谈不上「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的彻底忠诚」。某些左翼分子承继了毛时代过堂宣判般的官方「辩论」风格，迷信权谋而视群众为垫脚石，骨子里浸满「上智下愚」的秩序党心理。另一些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左翼分子太少历练，夹杂着过度的虚荣与想入非非的野心，开口即是「我想……」「我要……」「我将……」的豪言壮语。套用老托的话说，中国左翼「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显然，不能一相情愿地以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一类的唯心手法能消除左翼目前的思想贫乏与实践缺陷。我们是客观阶级环境的产物，亦会随着大气候的转变而转变；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尽力克制坐井观天的狭隘心理，现阶段的左翼分子仍有诸多可能为马列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里，无产者会锻造新一代「钦查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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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捷·钦查泽是一位出众的阶级战士。作为革命者，他形成于独特而具体的历史条件：沙皇专制、地下活动、监狱和流放；与孟什维主义的长期党内思想论争；三场俄国革命的洗礼。二十五年来，钦查泽始终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共同经历无产阶级起义的所有阶段——首批地下宣传小组；罢工工人的街垒；夺取政权。帝俄时代，专制打手们无休止地摧残工人组织，绞架的威胁时隐时现；但钦查泽从未失去地下斗争的韧性。十月革命后，他是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契卡）最高负责人，处于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章节的权力中心。内战结束后，反动逆流对十月革命的侵蚀逐渐改变党机关的成分、特征与政策。一群资深老同志投入新的——与党内反布尔维主义倾向——的搏杀，钦查泽亦冲锋在前。列宁病重期间，暗流演变为公开的接触战（「格鲁吉亚案」）。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进行了一场事实政变，以浮上来的投机分子排挤格鲁吉亚苏维埃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核心。对此，列宁打算于党的十二大迎头痛击蜕变官僚集团。1923年3月6日列宁给一批格鲁吉亚老同志——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正是钦查泽——的信中写道：「全身心地关注你们的事情。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野、斯大林及捷尔任斯基的推波助澜深感愤怒。我在为你们（的问题）草拟谈话稿和书面简述」。

后来的事变众所周知——列宁再度病发及去世，高加索的列宁派被击败。这是党内反动暗流的开场大胜，十月革命滑入新章节——退化与蜕变的章节。闯过数十年秘密斗争的磨难，如今身陷党官僚的跟踪监视，钦查泽身染结核肺病，却从未离开岗位。1928年他被流放，居住地的热风和灰尘加剧了肺病；稍后转至他处，当地的阴冷气候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朋友们竭力想把他安置到苏呼米，那里的疗养院几度让他挺过病症的大发作。奥尔忠尼启泽「保证」——他的「保证」不止这一件——帮忙，但骨子里懦弱的一面（粗野个性不妨碍懦弱的共生），使老奥难免沦为斯大林的盲目工具。钦查泽与死亡抗争，斯大林与挽救老同志的努力抗争（让这个家伙去黑海疗养？他活着就是麻烦。或许会与流亡的托洛茨基建立联系……不行！）

就这样，死神带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传奇。让帝俄警察束手无策的「恐怖分子」科捷·钦查泽曾以胸膛迎接子弹，也深通惩治敌人之道；他的灵魂却极温和：高加索式的幽默（带点善意的狡黠）与近似女性的温柔交融一体。重病从未摧毁他的意志，也没让他的蓬勃心情与温和的处世态度蒙上暗色。

他不是理论家。无数人形式上接受了革命学说，但真实立场摇摆不定。他绝非这类人。清晰的政治思路、革命嗅觉与巨大的实践积累——三场革命在个人身上的活体现——对他的思想武装相当严肃可靠。莎剧《李尔王》赞美李尔「每个细胞[1]都是国王」；我们说，钦查泽每个细胞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或许，最近八年与迫近并扎根的官僚独断的斗争，恰好让他的全部性格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钦查泽的心灵世界不包容任何无原则的妥协、投降或背叛。他理解（左翼反对派）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意义，但精神上难以接纳这群人。在信中，他指出某些原反对派成员与反官僚蜕变的立场划清界限，原因无外是想保住党员身份。第十一期《反对派日志》刊登了他给阿库扎瓦同志的信，一份充满坚定性、清晰思路与信念的绝佳文件。我们说过，钦查泽从不自诩理论家，很乐于让更合适的人去归纳革命、党和反对派的政治任务。但只要察觉到虚假的政治调子，他就会拿起笔来；没有哪个「权威」能阻止他表达自己的批驳或忧虑。写于五月二日的信（见《反对派日志》12-13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地下活动的实干家比许多「理论写手」更细心、更可靠地保卫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粹性。他的来信常有下列词句：「这些（政治）动摇谈不上什么独出心裁」「不善于等待的人，他的政治未来好不到哪儿去」「孤独的环境很容易让动摇者受到各种妥协念头的侵袭」。永不动摇的心理浸透钦查泽的身心，也支持着与自身病痛的搏斗——另类的革命对决。用他的话说，与死亡较量同样得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暂时我占上风」，他乐天地写道。那时距离死亡还剩几个月。

一九二八年夏，科捷间接谈到自己的病症。他写道：「阴暗的结局等待着我们的许多同志和亲近的人们：在监狱或流放地终结生命。这一切最终会丰富无产者的革命史，后来者能学到新的东西。了解（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史以后，无产青年会懂得真理位于何处」。

上述质朴而沉重的话，钦查泽只能写给最亲密的朋友。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这些话能够也应该公布于世——它们再好不过地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与精神。心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不仅从理论公式中认识革命，也应直接感受何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性。

欧美共运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对此，欧美左翼反对派要有清醒认识。从钦查泽身上，反对派青年能够也应该发现诸多闪光之处。他的全部存在，是对各类政治投机——即牺牲原则、理想和任务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及投机分子的否定。但这不意味着对革命荣誉感及其合理性的片面排斥。政治自负是斗争的重要动机。但革命者所以是革命者，正因他把个人骄傲完全置于伟大的阶级事业之下，对后者自由地服从并达到彼此相融的境界。与理想调情却不忠贞，拿书本看来的一点皮毛为掩饰，按个人前程的需要变更立场——统统都是钦查泽以生命与死亡无情谴责的政治恶习。他的自负，是无限革命忠诚的自负。这便是无产青年需要学习的第一要素。（1930年19期《反对派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