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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朋友從網路上傳來教育部規劃凍結國立大學教職員額的消息時，她似乎期待聽見我的不平之鳴。但我卻告訴她：是喔，嗯。在看似平靜的回應下，我心理其實是這麼說的：幹XX的我轉行作個『大學炸彈客』好了。心存肚爛。我知道這是教育系統結構性的先天不良，我也知道這裡頭藏著新自由主義入侵，我更知道這是近十年來政府從其內部自行解消歲出壓力的後果，然而我埋怨同儕的鄉愿、已有教職者的墮落。

在一些奇怪的「人人有書讀」以至「錄取率近滿點」歷史社會脈絡下，台灣的大學教育早被政府單位和狀似充滿理想的民間部門整的七零八落。在晚近的趨勢中，一方面是對台灣整體國際競爭力衰退的憂慮，另方面是私有化自由化的意識形態，使得原本就充滿拼裝痕跡的全島教育系統，在什麼幾年幾百億政策，或是SSCI之類的評鑑、開放外國教育系統設置分校等措施下，變得更為歪斜。

歪斜，我指得是看似均頭平等的教育體系，往往製造出無數印著校方鋼印卻實際上形同廢紙的私立大學（科大、專科、學院）畢業證書；我指得是公、私立大學極為不等的資源分配；我指得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被意識形態地被區隔優劣；我指得是繳交高額學費的外國野雞證書充斥市面；我指得是大學系統內既有教師莫名其妙的次等人種意識形態。

教育這東西，當然是值得商榷的玩意。尤其在集權政府的脈絡下，台灣的教育不單藏著鼓勵線性歷史觀、自由競爭的意識形態，更藏著國族主義，和相對封閉的近代史書寫與壓迫性之社會的形構推力等。這些主流的意識也促成了社會不均等分工、階級壓迫、社會歧視，但恰是在這個脈絡中，我們才應該不斷的出來反省與批判，不能如現狀般自我閃避。

自我閃避的狀態是，學界從來沒能有足夠的音量，對社會的想像進行發言，更別提對大學教育的構思。先不提如何因此而沒有力量對各種社會壓迫的議程進行拉鋸了，我願意說，大學教育系統根本是既定社會分工、意識形態、社會衝突及矛盾的助手。人人都感受到社會不對勁，但是人人都自艾自憐的期待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能從你離開學校的下一刻開始。

沒有人發覺，整套對於大學教育、未來、個人前途、社會出路的構想，是循環論證的套套邏輯，從教授開始，所有人都逃避了現實。日前政治大學校長公開呼籲不應忽視人文社會學科，我們都清楚這是因為政治大學真的在與臺、清、交的競爭中遇到困境。但是我們能否看見，這個超級資源分配的過程中，不但衍生了更多的「傳統台灣式消耗經費與報帳漏洞」，更是公、私立大學，以及自然與人文學科間的不平等？之前也有人說，只看SSCI對於留學歐洲的人不公平，但你有發覺這對於中國或台灣或亞洲研究者的不公平嗎？

我認為政大校長僅僅焦慮自己的學校被排除出局，因為此種結構性議題，不是政大自身的問題而該是全島人文社會科學界共同陣線的立場問題，而那位留德教授的發言，也僅以自身為考慮。例如我可以問，如果政大，此一傳統國立前幾志願的學校獲得了資源挹注，他會不會替私立大學，或者後名次的大學公開提出聲明，甚至自願放棄經費？而留德、法教授們，是否願意呼籲全面拋棄以外國標準為基準的評鑑？

不會的。我已經說了，我認為這整個就是泡泡生產機，不斷的生產相同的泡泡，將彼此聯繫、套牢，而且有時候還因為泡泡籠罩了，因此假裝視而不見。不但如此，而且還加速推動教育系統日益敗壞。我們都發覺人文社會學科，沒辦法在線性經濟發展觀佔支配地位的社會中，與自然科學的系統競爭，但是我們卻在面對自我的時候，以各種自我限制的方式鞏固這套邏輯。

正如所有的大學研究所無一例外地，不會接受一個自己學校的畢業生第一份教職就回到自己的畢業系所，除非她或他有外校任教經驗或取得更高學位。無一例外，所有的研究所都鼓勵自己的學生出國留學。但這其實極端荒謬，因為事實上，本土的人文社會學科訓練出來的人才不見得輸給外國學校，尤其是許多不需要修課、限制幾年內必須畢業的學校，甚至兩年修完課就可以回台灣寫論文的研究所。怪異的是，大學教授嚴格要求自己的學生，卻又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學生不輸、甚至好過於留洋學生。

既然這樣，乾脆全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科研究所都關掉好啦！你花了五六年產出一堆人，不信任她／他，卻寧願任用那些出國兩三年拿到學位的留學者。接著，在涉及資源分配而產生焦慮、忿忿不平的時候，卻根本沒有考慮到，政府之所以崇尚自然學科，其實和妳／你自己（院長、系主任、教授們！）崇尚西方學位、評鑑是同一個路子。就是這種認定要把國內大學割裂，然後「出國擴展視野」繼而習得最新理論和建立國際網絡的，妳／你自己（院長、系主任、教授們！）的意識形態，促成了你對於政府資源分配、或者人文社會學科遭歧視的後果！

所以對於必定成為（或經歷）流浪博士此一生命階段，我只能說：是喔，嗯。對於我所處的反覆強調學科本土化的領域來說，我只能說，本土博士生對於西方理論熟稔的程度，可以靠我們自己的實力來驗明，因此我們寧願多熬幾年，訓練自己能夠靈活的紮根本地脈絡。因為西學並非留洋才能習得，但是深耕本地卻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知道世界的自由化、私有化趨勢，至少在本島有關教育機構的範疇內，暫時還見不到可以有效阻止它的機會，不過流浪的不只是教師、博士（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我們要與所有遭遇工作「非正式化」的一起努力。但更深沈的敵對物卻是，那透過大學教育系統反覆訴說的個人化、原子化，和自由競爭的意識形態。作為教育，在這個範圍內可能更需要謹慎，如果我們不能阻止科學思維在軍事、生物科技或其他各種「產業發展」面向的龐大動力，至少對於政府機構內那些「國師」級的人文社會學科大頭目而言，我們應該花更多力氣迫使他們面對自己，也就是整個社會科學的困窘。

如果我們無法阻止自然科學鐽震，無法阻止經濟學領域國師們幫助整群國有資產私有化，無法阻止法學家愈益細緻的侵吞各人生活領域的自由，則至少其餘自認稍微殘留一些社會正義那怕是自由主義思維的學者們，妳／你應該公開檢討整個學術場域的各種歪斜。

當我們明知「西方」仍是個「問題」，則如何以屈從受降馴服於西洋的姿態，指引新一輩的學生批判、論辯？如果作不到反身警惕自己所學、所言、所展演的教學邏輯和語言細節中的魔鬼，則如何勸說我們要反對SSCI評鑑、如何說服人文社會學科應該在這個線性發展史觀的世界中與被誤認為象徵著社會進步的自然科學享有等同資源？當這些都無法被做到，我們是不是也要開始說服自己，私有化趨勢是正當的、大學自負盈虧是合理的、優勝劣敗是普世邏輯，而仿製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評鑑制度是個必要之惡？

罵完了「幹XX」之後，氣憤難平的胡說一堆，此時我已經不知道該用悲慘世界還是古拉格群島來形容自身的處境，難道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本土博士生，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本土博士生，只能像駱駝祥子，最終才察覺不但一無所有且還成了從前自己最看不起的無賴車伕？如果你跟我一樣，認為被包裹在一個以「為了學生好」為藉口而施行壓迫的學院世界，如果你跟我一樣，對於眼前的制度邏輯、現實情勢都感到不安與質疑，那麼最起碼的抵抗或許是發出一些些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