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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於星期五（2月22日）晚間，於Youthhub舉辦《五年級政治社會實踐經驗論壇》。會中邀請數位五年級社運工作者，暢談各自投入社運的轉折與心路歷程，並與現場六、七年級社運青年交流意見，激盪不少精彩討論。

生命經驗積累出反叛種子

1970年出生的綠黨秘書長潘翰聲表示，年輕時就讀民風純樸的台南二中，因在社會局當義工的機會，得以每天翻閱社會局訂閱的《人間雜誌》，逐漸影響自己的想法。潘翰聲開玩笑地表示，《人間雜誌》看久了就會想親身參與抗議。

開印刷廠的父親曾在潘翰聲幼年時期，偷偷地協助印刷黨外雜誌。也因此，每隔一陣子，父親總會離家數天，上台北向警察總部說明。回憶起當時的感受，潘翰聲表示，自己雖然蒙蒙懂懂，但總也在親友長輩的曖昧探問中，逐漸明瞭一些事情。

關於野百合運動，潘翰聲認為，自己當時只是去廣場湊熱鬧的鄉民，興趣是閒晃到處找人聊天。而野百合的決策小組、路線爭論、權力鬥爭等等，都與自己毫無關係。當時的資訊流通不似當今手機與網路的便利，抗議動員多半仰賴口耳相傳。在一位同學的邀約下，潘翰聲參加了一次反對郝柏村軍人組閣的抗議行動。在立法院大廳灑下把冥紙的同時，也引來了眾多警察，不幸站在前排的潘翰聲，臉上就結實挨了一拳。鮮血直流滿面的鏡頭，讓他登上了隔天的報紙頭條。潘翰聲表示，自己當初因為毫無抗爭經驗，因而感到十分害怕與惶恐，但也因此親身感受到何謂國家暴力，進一步促成自己日後積極參與運動社團的契機。

畢業後，台大政治系的亮麗學歷，找各種工作都十分吃香。也因此，潘翰聲面臨了人生規劃的抉擇。回顧當時的想法，潘翰聲認為，金融業的豐厚收入，深深吸引當時的自己。就這樣，潘翰聲當了7、8年的證券分析師，除了曾經年收入過百萬外，亦因此練就了一身快速分析資訊並撰寫文章的本領。而金融業高收入的背後，必須付出可觀的時間心力。這段時期中，潘翰聲和運動圈一直保持著微弱的關心與聯繫，直到2006年綠黨參選台北市議員時，才毅然決定轉換跑道擔任候選人，投身綠黨事務。

許多親友對自己轉換職業跑道感到驚訝與不解，潘翰聲表示，其實從自己的成長歷程來看，這樣的選擇並不奇怪。「人的選擇不是斷裂的，而是過往生命經驗的累積，有一天就這樣突然跑了出來，總有一天反叛種子會跑出來。」

左翼參與政治需要集體力量

同樣是1970年出生，自由時報記者林恕暉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談到三月學運的經驗，林恕輝表示，相較於大多數學生都是有社團組織的行動，自己當時只是隻散鳥，也因為年輕沒經驗，就被分配到發便當撿垃圾的庶務組。在庶務組認識了一些跟自己一樣就讀於文化大學的朋友，就約定好回校後要一起創辦改革性社團。林恕輝說明，當時的社會運動團體在政治上、統獨上、運動策略上有著許多不同的歧異，但都會各自找機會結盟發展。

林恕輝表示，後來透過左翼思想的留外學生、學長帶領讀書會，林與一些伙伴，包括返國的知名台獨海外黑名單成員張金策，共同成立左翼團體「群眾」，創辦了「群眾之聲」地下電台以及「群眾雜誌社」，評論台灣時政。回顧當年，林恕輝認為參與社團活動讓自己成長許多，有更多機會能反恭自省。

林恕輝學生時期曾經當作助選員，和民進黨基層黨工一起綁旗子，發傳單、掃街。但因為資源人力過度集中於選舉，聘僱了數十位的全職助選員，造成敗選後，組織一下就瓦解。反而當時捲動進來的學生，有的人有機會能在後來政壇佔有一席之地。林恕輝認為，這些單獨的個人儘管抱持一些相對進步的想法，但進入政壇後卻沒有更多積極的建樹。「左翼在進行政治運動，應該進行有組織的合作，而非個人式單打獨鬥。」林恕輝強調。

助選時對地方政治觀察累積的經驗，讓林恕輝得以在報社的地方線找到工作。林感嘆地表示，這十年來知道，記者的身份也有眾多侷限。除了媒體主市場至上的經營手段之外，社會上對記者的期待主要是觀察者而非參與者，亦大幅限制了記者角色能夠發揮的作用。

慢慢來的革命

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認為，五年級的世代剛好經歷到解嚴前後，解嚴使得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不用像前輩般付出沈重代價。現在的青年可能很難體會當時社會背景，但1990年代初期的地下電台，扮演了一個讓被壓抑的言論出來的重要角色。「對我那一代的人來說，解嚴後可以輕易地閱讀左派書籍。」顧玉玲說。

除了政治環境的鬆綁，整個社會更加往資本主義發展，諸如《人間雜誌》這類訴諸關注底層、人道關懷的聲音也都紛紛出現。多元紛雜的狀況，讓她開始反思到底自己關注的主題是什麼？顧玉玲表示，最後自己決定投身工人運動，到現在參與了18年。學會如何真正跟弱勢站在一起，使得自己整個觀念產生重大改變。

顧玉玲認為，所學到最顛覆自己原先的觀念是：社會運動往往不能做最有效率的事。不走最快的路，是因為要相互拉扯地讓所有人能一起跟上腳步。顧玉玲感慨地說，「如果要快，就是得跳過一些步驟，得捨棄掉一些人或事，得將複雜的過程簡化。追求快速的想法，已經讓過去的我們嚐盡苦頭。」顧玉玲表示，年輕的時候，往往看不起社會福利路線，總認為明天馬上就要革命了。「但後來慢慢發現，革命就是要這麼慢」顧玉玲說。

這些年來，自己越慢，反而心態上越樂觀。顧玉玲認為，反而正是因為極度的悲觀，人才會不願意相信群眾，只想藉由某些手段，快速取得政權，以求立即的改變。1990年代當年是社運的高潮，藉由不斷創造高潮，可以把人留下來。然而目前是社運低潮，低潮時該如何發展，將是大家一同努力的目標，顧玉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