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動亂觀後感

此次西藏動亂，最為令人矚目的現象即是西方與中方的互相攻擊、抹黑與資訊封鎖。結果，自然是使兩文化圈之間的隔閡與芥蒂繼續擴大。

從北京當局的角度來看，建國以來，除了台澎金馬之外，國家已徹底排除了外力的直接干預，實現了百年來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此期間，儘管經過美、蘇兩大集團的先後圍堵、壓迫，以及1989年後的國際孤立，但依舊能夠取得快速發展、提高綜合實力。往後，無論是危機如何險惡，只要萬眾一心，憑藉現有國防力量，前途必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至於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則認為憑藉民主、自由、人權、文化、道德、經濟、科技的優勢，既能收拾華沙集團，既能重新安排後冷戰秩序，更不擔心有朝一日讓中國屈服。

不言而喻，繼伊斯蘭世界相繼瓦解、擺平後，中國與基督教世界的衝突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下一輪博弈的主要內容。不論孰是孰非，中國面對著嚴峻考驗。

如果仔細觀察此次中西兩方所施用的手段，不難發現均在努力左右各自的民眾，同時也都不顧事態的具體演變，頑強地依照預定部署，全力發動其宣傳機器。由是，給人留下一個「兩條平行線永不交集」的印象。

以遊行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為例，無論幕後籌畫人為何方神聖，都期待著中方重復六四事件的血腥鎮壓。嗣後，即便發現中方出奇的克制，卻已無法變更預先協調好的一致口徑，甚至不惜指鹿為馬、張冠李戴、羅織偽證。這種宣傳手段固然由於新聞封鎖，無法讓國內同胞親身體驗，卻至少使海外華人與留學生感到震撼。過去，許多人認為西方不過是出於不同價值觀，對中國政權持有敵意；如今，卻意識到他們反共之外，還多少帶有反華的戰略意圖。就此結果而言，西方的表現固然加深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敵視與惡感，也促進了海外中國人的凝聚與團結。

就中國一方，保安力量的徹底失責非但令人乍舌，從大量錄影拍攝方所體現的沉穩與見死不救的冷酷，也令人察覺到「克制」後面隱藏的苦肉計。顯然，中方原期待通過確鑿證據的展現，一來改善中方的形象，又可順勢把達賴喇嘛一棍子打翻在地。出乎意料的是，西方宣傳機器卻不顧青紅皂白地對中國進行無情圍剿。西方社會的反應，確非中方所能預料。將達賴喇指控為「幕後指使人」的策略既已制定，也不可能有任何轉圜餘地。

事發不久，達賴喇嘛即聲明「如抗爭活動繼續失控，將辭退政治職務」（大意）。該變化也大大出乎北京政府意料之外。達賴喇嘛的聲明，至少說明兩點：一是，早自九十年代他放棄獨立訴求、主張和平抗爭手段之後，他在流亡政府的地位已經為少壯激進分子所架空，因此他對此次抗爭活動根本失去任何控制能力；其次他所坦承的「失控」，正好給顛倒是非的西方媒體一記響亮耳光。

從另一側面，我們也可從中方對達賴喇嘛的不斷指控，得到兩個印象：一是，中方宣傳管道一口咬定達賴喇嘛「必須承擔責任」。這種不經正規司法調查程序的指控，顯示中國當局缺少法治素養的積習絲毫不見改善。此外，值得玩味的是，如此強硬態度，多少反映出，當局已給達賴喇嘛安排了一條老死他鄉的不歸路。至於藏獨活動，不妨引用西藏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張慶黎18日的一席話：「嚴峻的鬥爭現實再次充分表明，達賴集團的分裂破壞是影響西藏穩定的主要根源，是西藏發展穩定的最大心腹之患，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我們正在同達賴集團進行著一場血與火的尖銳鬥爭，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如此這般，更是激化西方對中國的聲討，也更加激勵藏獨分子的抗爭行動，由是使得達賴喇嘛進一步邊緣化，今後和平解決之途也更加崎嶇。

就此關鍵時刻，上星期六馬英九的勝選，對穩定中國局勢起了巨大作用。否則，一旦藏獨、疆獨、台獨、法輪功、國際勢力遙相呼應，即便不致動搖北京政府根基，也至少會嚇阻國際資本的部分投資意願。

此次北京當局對國內媒體有關問題的全面控制，也引起廣泛的關注。嚴格控制信息管道固然可以排除異己政見於一時，但勢孤力單的官方管道也成為西方輕易封鎖的對象。最近只消拿中、西媒體稍加比較，立即可發現西方媒體發動的是官、民全方位的進攻，而中國的官方聲音則細若遊絲，發揮不了任何作用。極具諷刺意義的反倒是，海外個別知識份子利用個人資源所製作的錄影短片，竟然在網上發揮了政府機器望塵莫及的力量。如此的強烈反差，立即反射了官方的一系列嚴重缺陷：一是，長期的信息控制往往造成自己的瞎子摸象；二是不帶感情、了無人情味的官方論調令人生厭；三是剝奪了國內民眾捍衛國家利益的權利與手段。本來，一個能夠加強內部凝聚力的難得機會，卻眼睜睜地讓少數幾個網監機構破壞無遺。一個正常的國家，理應讓民眾加強體質、提高免疫力，而不是守護著脆弱的一言堂，任由外界排山倒海的衝撞。

這次暴動事件所掌握的巧妙時機，使筆者憶及2003年3、4月之交伊拉克戰爭膠著期間突然大肆渲染的非典恐慌。如今，值伊拉克戰爭5周年反戰情緒高漲之際，再加上美國總統選舉力主撤軍的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穩居優勢時刻，突然再次出現轉移焦點的西藏暴亂事件，頗讓人懷疑幕後主使人一石數鳥的計謀。儘管，他們誤判了中國當局的反應，卻也大幅減輕了反戰運動的壓力。除此之外，也促使國會議長南茜.佩洛西（民主黨員）匆匆奔赴印度拜會達賴喇嘛，以表民主黨反華的心志。

中方評論界幾乎一致指出西藏事件的箭頭指向奧運會。筆者初時也持同樣觀點，嗣後随着事態發展與觀察，卻不盡同意，原因是從犯罪心理學角度觀之，絕大多數的犯罪行為的主要目的不在於使人受害，而是給自己帶來直接利益。流亡政府圖的是以國際的支持提高其激進策略的地位；達賴喇嘛則效法甘地，維護和平使者、宗教領袖的形象；華盛頓大老則施出渾身解數，試圖挽救新保守派即將落選的厄運；至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媒體與政黨，也多借此事件順勢提高聲譽與選票。至於西藏問題，如果真的涉及人權與人文關懷，首先應當關注的是5年來相當西藏全部藏族人口的伊拉克400萬難民的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