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傑

　總統選舉大敗，解決了民進黨內向來爭議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到底有沒有中間選民，以及中間選民有多少的問題。正確理解這個問題是民進黨再出發的基礎。

　總統選舉主要是候選人之間的對決，雖然雙方都有政黨支持者，但在兩黨競爭的政黨體系，決定勝負的還是候選人個人對沒有明確政黨支持傾向者的吸引力。二○○四年的總統選舉，陳水扁的選票從三十九％增長到超過五十％，這表示在陳水扁與連戰的對決下，陳水扁為民進黨爭取到十一％的無明確政黨支持者；這次選舉謝長廷的選票只剩四十一％，同樣代表謝長廷把九％的無明確政黨支持者拱手讓給馬英九。這九到十一個百分點的選民，正是決定台灣總統大選勝負的關鍵族群。年輕、有活力而又不沾鍋的馬英九強過連戰太多太多，謝長廷卻比較沒有強於陳水扁。

　這樣簡單的事實，在民進黨內卻是每到選舉必有爭議的話題。中間選民到底存不存在？是要爭取中間選票因而向中間移動（所謂「靠攏論」），還是用刺激基本群眾出來投票和拉票的訴求去感染和影響中間選民（所謂「感染論」）？前者是常態民主國家的一般模式，後者則是台灣這種處於半革命狀態卻又以民主選舉來決定政權誰屬的國家的特殊模式。

　民進黨本來就是一個革命性政黨，她的早期領導者和群眾有一種傳教士般的使命感，要去宣揚他們先領會到而別人尚未領會的福音。所以當民進黨在討論二○○四年大選到底怎麼贏的時候，他們傾向於認為是因為發動了「防禦性公投」，成功地對比出國民黨對公投的保守傾向而「感染」或「教導」了中間選民，而不是因為陳水扁比連戰更年輕、更有魅力、更能代表新希望這一簡單的事實。

　這種想法決定了陳水扁第二任時期對待本土化、兩岸關係以至對美關係的路線（因為激進路線才有票），決定了黨內初選應不應該排藍（因為中間選民只能去教導而不必去靠攏），決定了誰應該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誰最堅持本土），最終也就決定了謝長廷在總統選戰中能打出什麼樣的議題以及能吸引什麼樣的選民。

　這並不是說「感染論」是沒有道理的。○四年的公投確實有重大的效果，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只能以「中共反對，怕破壞兩岸關係」為理由，而這種理由又不是青年人或一般中智階層所能接受的。進步的陳水扁對比於保守的連戰，所以陳水扁的得票數幾乎就等於公投得票數。但當馬英九也不反對公投，而民眾也看得出民進黨公投的目的只是想複製○四年的選舉策略時，公投就由進步變成只是選舉操作。這次謝長廷的得票也約略等於公投票，但除了本來就會投的民進黨支持者之外，一般選民根本不買帳。

　當年進步的東西會變成退步，如果不與時俱進，就會想出一堆明顯反智愚民的訴求，想去做無效的「感染」。所以，當台灣的民主選舉已經多到氾濫的地步時，民眾不會再相信「民進黨下台，台灣民主會倒退二十年」；當「中正紀念堂」不過是一個台北市民閒晃約會的地點時，民眾也不會相信改名有什麼重大的歷史意義或符合什麼「轉型正義」。

　同樣的，面對兩岸關係，民眾也不會相信更進一步的兩岸經貿開放就會讓台灣變成西藏。承認大陸學歷除了讓國內一些爛大學招不到學生之外，有能力在國內拿到文憑的學生不會相信自己會因此找不到工作；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也不會像民進黨在選前刊登的廣告那樣，有一堆大陸民工在街頭四處大小便；只要商品檢驗單位做好他們份內的工作，大陸黑心商品也不會成為家庭主婦的惡夢。

　陳水扁、謝長廷那世代的語言和思維方式改變了台灣社會，他們也獲得個人的成功，但當社會已經被改變之後，就不能再期望同樣的語言和思維可以不斷兌換成選票。謝長廷的選戰打得確實漂亮，但再怎麼漂亮，也只是把民進黨二十多年來思想彈藥庫內的東西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已。民進黨要繼續向前，就必須在思維和語言上跨越那個世代設下的典範，真切理解中間選民的需求。

　（作者為前民進黨政策會副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