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失實，網民散布謠言，該不該道歉，該不該受罰，在很多人看來理所當然，無可爭議，其實並非如此。最近一起企業狀告媒體名譽侵權的案例，值得引起重視。

央視《每周質量報告》去年3月報導了河北一家棉織廠生產“毒毛巾”事件，被該企業告上法庭，理由是經相關部門檢驗，其毛巾雖然質量不合格，但並未含有報導所稱的某種強致癌物質，要求央視道歉及賠償。法院審理後，駁回了該企業的請求。

法院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幾點:第一，企業享有獲得客觀社會評價的權利，但法律亦保護媒體的正當輿論監督權利；第二，央視是基于部分毛巾生產企業使用對人體有害的染色劑，嚴重危害公眾安全這一社會現象所做的調查節目；第三，相關部門目前已確認該企業生產的毛巾不合格，雖然不合格原因與致癌物質無關，但仍可証明其產品有質量問題；第四，毛巾安全問題涉及公眾利益，作為生產毛巾的企業，針對媒體與公眾對其產品質量及安全的苛責，應予以必要的容忍。

這個案子自然讓人聯想到著名的沙利文案。1960年3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起政治宣傳廣告，呼籲讀者支持黑人民權運動。廣告中警察驅逐抗議學生的情景部分失實，蒙哥馬利市政專員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 《紐約時報》，要求名譽賠償。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倫南提出了“實際惡意”原則，即對於公共事件或公眾人物報導中的錯誤，控告者必須“明白無誤地和令人信服地”証明媒體明知故犯或嚴重失職，否則不能算是誹謗。最後，《紐約時報》勝訴。

沙利文案的第一要義是保護言論自由。布倫南法官指出:“錯誤的陳述也有‘呼吸的空間’，故也需要保護。如果僅是事實錯誤，並不得抑制言論自由。”其次，從媒體實踐來看，記者不是科學家，既要及時傳播信息，又要每一次細節都不出差錯，幾乎無法操作，等於扼殺了輿論監督。只有傳播出來，才有試錯的機會，才能最終發現真相。

作為傳媒史上的里程碑判例，沙利文案確立了國際通行的新准則，推動了半個世紀來的新聞發展。它有兩個要點，一是公共事件或公眾人物，二是實際惡意。這兩點對於中國的媒體實踐也同樣重要。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消息源被嚴密控制，記者採訪頗為不易，要求字字精確，等於禁止發聲。尤其是近年來網絡論壇和手機短信等新媒體出現後，當公共事件發生時，民眾出于恐慌心理和了解真相的需要，自行發布不實消息的情況增多，警方不問實際惡意和社會效果，動輒以“傳播謠言”為名治罪，無疑妨礙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我對此權利的呼籲，被人歪曲為“造謠自由”，這也是我的再一次解釋。

沙利文案准則並沒有在中國法律中得以確立，但是經過一些法律專家的介紹和呼籲，近年來進入了法院判例。比如幾年前球星範志毅訴《東方體育日報》，稱其報導他賭博和打假球沒有證據，被判敗訴，判決書中稱“新聞報導由於其時效性的特點，不能苛求其內容完全反映客觀事實”。此番“毒毛巾”案是又一個例子，而且判決書中的幾點理由，更加清晰地圍繞著上述兩個要點展開論述。

必須指出的是，此案在網絡中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肯定，相反遭到紛紛質疑。這是因為，央視作為國家級媒體，本身具有公權力性質。此案的核心，到底是媒體報導公共事件呢，還是公權力對決私權利？更重要的背景是，在更具有公權力和公共事件性質的諸多案例中，沙利文案准則沒有得到絲毫體現。例如數日前發生的膠濟鐵路“428”慘案中，一位山東網友因為轉貼不實消息（誇大死亡人數），就被當地警方拘留5日。

希望在更多的地方媒體報導中，在更多質疑公權力的聲音中，不實消息乃至錯誤言論能享有呼吸空間，使媒體能有糾錯機會，最終達致動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