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為政績加分

2008/05/12

 五一勞動節一到,台北市政府舉辦勞工影展和勞工金像獎徵片競賽,看來似乎是無可置疑的良善活動。但是一位從事社運的老朋友告訴我,市府解雇停車管理處工會幹部四人糾紛迄今一百多天,其他工會幹部很想抗議這項活動又怕被算帳,自己也拍紀錄片的她決定拒絕參展,以示不滿。

 紀錄片工具化危機浮現

 自從紀錄片成為顯學,政府單位就經常以紀錄片的名義進行各式各樣的招標、徵件或策展。原本這對紀錄片的推廣不是壞事,但我也看到紀錄片工具化的危機浮現。  在八○年代之前,紀錄片幾乎是政令宣導片的同義詞,直到一九八五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第一次從缺,才撼動了落伍的舊思維。九○年代以後蓬勃多元的民間紀錄片發展,更全面改寫了台灣紀錄片的定義。

 形式的藝術性探索與內容的社會性開拓,一直都是新紀錄片運動的兩大主軸,於今方興未艾。官方紀錄片當年因形式與內容的保守被取而代之,今日的執政者雖有所認知,願意提供部分資源給紀錄片工作者,但如果基本心態只是美化政績,那麼與過去的執政者有何不同?

 今年勞工金像獎徵片活動預算約三百萬,文建會的新台風文化短片委製案金額達六百萬,稍早的新聞局eye台灣短片競賽與平台經費則近千萬元,而這只是近來的無數案例之一。

 慷納稅人之慨 獎金超高

 不分藍綠的執政者如此慷納稅人之慨,真的有利台灣紀錄片的成長?就我所知,徵案主旨往往十分空泛,標案預算則依圈內陋習,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進了得標公關公司或電視台戶頭,紀錄片工作者通常只能淪為下游包商撿拾蠅利,影片尺度如何還得看官員臉色。

 紀錄片工作者為台灣社會文化進程留下記錄,是出於對土地的熱愛與對真實的追求,不是為了扮演權力的化妝師。權力的擁有者因為立場不同,大概永遠無法理解。但是,起碼不要以為高舉紀錄片的名號,就是對文化發展有功,更不要以為鼓勵大家拍紀錄片,自己的政治表現就可以混水摸魚。

 當年紀錄九二一的《生命》與末代老農的《無米樂》都曾受到不少政治人物的讚揚,但事過境遷,九二一災民的身心照護與WTO下的農村困境,執政者又真正投入多少心力?

 紀錄片工作者從不會以為製作了一部紀錄片,就可以改變被拍攝者的處境,因為影像不等於真實。政治人物也請不要天真,以為發包或展示了某些紀錄片,就可以為自己的政績加分。把紀錄片當作廉價的政治工具,是在糟蹋紀錄片工作者,也在侮辱人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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