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8/17上午八點，你在那裡？是正準備離開家門去工作，還是正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在你離／回家的路上，東菱互助會的所有會員則是等著被「趕出家門」：九年前是不負責任的老闆跟無力保護勞工的政府，這次是得標準備套利的財團；上一次是老闆的惡意遺棄，九年後是法官、警察的強制驅離。
點交前幾天，一群平均年齡超過50歲的「失業勞工」忙著寫布條、將廠房裡頭的廢鐵堆疊在空地上，準備展開一場最後的抗爭。有人擔心會被抓起來、有人則是準備好被抓走：「我已經跟孩子說好，明天如果我被抓走，他們自己要照顧自己；」聽到陳麗絲這麼說，我心裡除了難過，卻也知道，她之所以膽敢跟公權力正面衝突，其實只是因為：
「媽媽沒有做壞事，是政府欠我們一個公道。」
**************************************
8/17當天，法官帶著200多右警察、3台怪手，準備強力突破東菱大門，以及死守在門口、廠房裡面的工運團體及自救會會員。經過幾場不大不小的衝突，大約在下午四點左右，互助會在法院及得標人的壓力下，接受對方所提供的補償金，擇定兩週後搬遷。
從務實的眼光來看，這是場成功的抗爭，畢竟在毫無法律基礎的情況下，能在關廠九年後爭得補償，已是難能可貴。然而這也注定是場失敗的抗爭，畢竟對於那塊曾以青春血淚相守的土地，無論你再怎麼努力、真心地認定她就是「家」，在財團、老闆的眼中，那最多就只是「房子」。
如果不是因為我的邀約，陳麗絲絕少回到東菱這塊土地上。我知道，在抗爭結束後的2年多來，她儘量不經過新樹路，避免去回想起東菱的點點滴滴。「也許在外人的眼中，財團拿錢出來補償我們的退休金、資遣費，已經很好了。可是我真的覺得，自己是被錢給砸死了。」在工地監工的通融下，我跟她再度走進東菱。那位年輕的監工說，這裡很快就會蓋起整排的住宅。
「在跟買主談判的時候，他們從(每人)一萬塊開始喊價，每談一次就加一點，每談一次我的心就痛一次，想說自己為什麼被人家當成海蟑螂、這麼沒尊嚴，給人當成豬肉一樣討價還價？」我問她，為什麼在法院點交那天，她沒有跟其他人一樣因為害怕而哭泣？「我很憤怒，因為我要的不是財團的錢，我要的是法律規定應該給我的錢；政府真有能力就蓋一間工廠，讓我們能夠繼續工作，而不是讓老闆超貸脫產、消遙法外，最後還帶頭要來拆掉我們的家。」
在臨走之前，陳麗絲回頭又望了望空地、這片即將成為地產商的「物件」，「如果有錢，我也要來買一間。這樣我就可以真正擁有這塊土地，那怕只是一個小小的角落，可是感覺就像是把曾經失去的自己買回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財團只用幾十萬，就把我的青春、我的人生給買走了。」
陳麗絲有個小箱子，裡面裝著跟東菱有關的東西。我猜那裡頭也許有張照片、也許是塊門牌、或是一串鑰匙。我知道，我們這些失去家的人，各自都私藏著獨有的線索，讓它們在每個思念的時刻領著我們，進入那個曾經擁有的角落。
然後假裝大家只是去了別的地方，隨時都可以回來。(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