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克裡斯•賈爾斯(Chris Giles)、拉斐爾•曼代(Raphael Minder)
2008年6月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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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到6個月前，多數亞洲國家還能為高增長、低通脹而自豪。這項紀錄令世界其它地區在敬重的同時，又不乏一絲嫉妒。

當時，整個地區的主要擔憂是，北大西洋兩岸的信貸危機會如何危害亞洲的出口拉動型經濟體。人們期望，亞洲內部需求的增長，將緩解美歐經濟放緩的影響，而且，無論如何，其它地區減弱的需求都會抑制價格壓力的上升。

譬如，在印尼去年12月降息時，政策制定者清楚地知道自己認為危險何在。印尼央行副行長哈塔迪•薩爾沃諾(Hartadi Sarwono)表示：「政府已採取措施抑制通脹，我們無須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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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考量都被拋出了預期的軌道。事實證明，亞洲經濟體承受的最大外部衝擊來自通脹，而非美國消費需求降低。隨著通脹率持續不斷地上升，人們開始擔心，亞洲各政府缺乏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意願——來阻止更高的國內和進口價格破壞其經濟。

危險範圍相當廣泛，很難被人們所誇大：基本商品價格超出亞洲最貧困人群的承受能力可能引起政治動盪，而各國政府被迫過晚採取激進措施來抑制持續通脹，則可能引發新一輪的經濟崩潰。

亞洲各國政府兩難困境的核心是一對基本矛盾。經濟學家和西方的政策決定者明白，抵禦通脹壓力的現代方式是降低經濟增速，進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經濟不安全感，這樣，企業和員工在抬高價格和工資時會三思而後行。但亞洲各國政府相信，它們得到支持的基礎是經濟的快速增長。過去10年，這種快速增長讓亞洲地區的生活水平穩步向歐洲和北美靠攏。

自1994年以來一直是石油淨進口國的中國兩周前宣佈，消費者價格通脹有所回落，但這只是亞洲地區數月以來在物價方面一條很小的好消息。作為一個整體，發展中亞洲地區4月份的消費者價格通脹率達到7.5%，接近9年半以來的最高點，是去年同期3.6%的兩倍還多。例如，在4月和5月之間，巴基斯坦折合成年率的通脹率從17.2%上升至19.3%。美世咨詢公司(Mercer)兩周前預測，由於高技能員工短缺，到2011年以前，印度的工資會以每年15%的速度上漲。

摩根大通(JPMorgan)中國證券市場部主席李晶(Jing Ulrich)認為，即便在中國，隨著投入成本繼續攀升，政府管制的能源價格同世界價格的差距擴大，更高的潛在通脹仍是一個「持續性擔憂」。

亞洲的通脹問題並不是孤立的。從華盛頓到法蘭克福，發達國家的央行都在著手應對不斷上漲的物價。主要的新興市場也紛紛效仿：巴西央行自4月以來一直在不斷加息，土耳其央行最近將其2009年通脹目標上調了近一倍。

雖然通脹上漲的大致原因在全球是相同的，即高漲的能源和食品價格，但亞洲在兩方面是與眾不同的。首先，與進口亞洲製造品的發達經濟體不同，在許多亞洲經濟體，基礎營養在國內支出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因而更容易受到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在韓國，消費者價格通脹的14%由食品構成，但中國和印度則分別達到33%和57%。

其次，多數經濟學觀點認為，亞洲國家正在為多年來難以維繫的匯率和貨幣政策付出代價。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後，亞洲多數國家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至少最初是如此），以降低和穩定匯率，促進投資及經濟增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的一個標準經濟理論提出，經濟政策中存在「三元悖論」(「impossible trinity」)，即沒有哪個國家能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既控制匯率，又控制貨幣政策。他證明，三個目標中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另外，由於亞洲式的開放經濟體側重貿易，歡迎外國投資，要控制資本流動很難，因此通常只能在控制本國貨幣環境與維持匯率的穩定之間做出選擇。

雖然中國等國家嚴密地控制著匯率，但它們卻難以維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了「沖銷」巨額貿易順差導致的經濟體內資金的注入，它們會向銀行系統出售債券，讓部分資金退出流通。不過，這類政策絕非完美。

（待續）
亞洲製造」的通脹（下）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克裡斯•賈爾斯(Chris Giles)、拉斐爾•曼代(Raphael Minder)
2008年6月2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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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一直試圖讓「三元悖論」成為可能的證據比比皆是，無論是核心通脹率的上升、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還是亞洲持續處於低位的匯率水平和居高不下的貿易順差。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副總經理赫維•漢努恩(Hervé Hannoun)去年在一篇論文中提出：「過去10至15年，多數亞洲國家的實際匯率都在貶值，這實在不可思議。」

但是，隨著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大幅降息，「三元」之間的緊張局勢得以加劇。美國的低利率促進了資本流向亞洲，對匯率構成上行壓力。結果在應對通脹方面，通常重視不讓貨幣局勢惡化的亞洲央行不夠積極。實際上，它們從美國進口了寬鬆的貨幣環境。

瑞銀(UBS)表示，在不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平均實際利率——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已經為-1.7%，遠低於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前後的水平。隨著油價向每桶140美元攀升，能源進口國的通脹率也急劇上升。瑞銀經濟學家鄧肯•伍爾德裡奇(Duncan Woolbridge)警告說，「政策收緊的失敗應意味著，目前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將轉變成一場持久的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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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亞洲過去10年的成功及其對穩定的匯率的依賴，其沉默的貨幣政策回應情有可原。但是，隨之而來的通脹率的上升——這個問題本身就需要解決——同樣會帶來嚴重的預算和政治難題。

在財政方面，由於亞洲的石油產量已降至進口量的三分之一，能源補貼將使各國財政趨於緊張。中國也許有足夠的財力，可以不緊急削減燃料補貼——就政治意願而言，在8月北京奧運召開之際，中國也不願冒社會動盪的風險。然而，在財政收支方面，也僅有中國能有此財力。過去一個月，有7個亞洲國家的財政部提高了燃油零售價格，其中，馬來西亞採取了可以說是最為大膽的舉措，提價幅度達到40%。

政客們也未能免受波及。四面楚歌的韓國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兩周前將此次「資源危機」比作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在今年的大選中因嚴峻的種族對立局勢而大傷元氣。印度和印尼政府都在為來年直面對通脹尤其敏感的選民做準備。除了加息，兩國政府最近都採取了一些象徵性姿態，例如呼籲政府部長減少出行以節約燃料。

在其它地區，通脹率約為20%的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都爆發了暴動。在尼泊爾，在人們走上街頭抗議油價上漲的同時，反政府勢力也在試圖成立一個聯合政府。

通過削減燃料補貼，亞洲各國政府正在聽從國際社會的建議，將能源和食品的實際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從而抑制需求。然而，這類政策的實施具有難度，特別是在那些沒有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因而將價格管製作為補償窮人的替代措施的國家。各央行都在升息，雖然幅度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對央行官員而言，對通脹的任何處置不當，都可能損害他們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重建的信譽。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經濟學家艾弗茲•阿里(Ifzal Ali)說道：「難以維繫的明補和暗補造成的被壓抑的通貨膨脹已全面凸現，解決這個問題刻不容緩。」

「大多數央行和政府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弊，也知道怎樣做才是正確的，」他補充道。「問題在於，忍耐短期痛苦所付出的政治代價非常高昂。」

但根據三元悖論，任何選擇都不容易。事實上，亞洲通脹率上升的後果之一，就是削弱匯率穩定的基礎。亞洲商品價格將會上升，這與匯率提升對亞洲經濟體和出口前景的影響將完全一致。

因此亞洲面臨的風險是，它正在進入下一輪經濟動盪的前夜。若沒有足夠的政策回應，為維持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忍受的持續通脹，日後可能會迫使各國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進而引發亞洲地區在過去10年所竭力迴避的經濟不穩定。

共產黨執政的越南一直在大幅升息——兩周前將利率上調2個百分點，至14%的亞洲最高水平——但鑒於其通脹率已高達25%，越南控制通脹的失敗表明，它正「承受典型的不當政策組合引起的資本外逃的後果，」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馬博文(Glenn Maguire)表示。

對世界其它地區而言，潛在後果同樣令人擔憂。雖然在高通脹降低了亞洲地區競爭力的世界中，貿易失衡會緩解，但這也會增加美國及歐洲的價格壓力，進一步擠壓已經縮水的實際收入水平。

那正是警告聲音比以往都更為響亮的原因。正如摩根士丹利亞洲(Morgan Stanley Asia)董事長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兩周前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時所寫的那樣（見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6月17日文章《中國向全球「出口」滯脹？》），目前的風險是出現新一輪全球滯脹（經濟停滯與高通脹並存），而這一次是「亞洲製造」。

譯者/陳雲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