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七月，台灣的第一個公共電視正式開台，至今即將十年，做為台灣媒體價值與社會責任的電視平台，過去公視從新聞、戲劇、紀錄片、生態環保，種種議題的關注，乃至於社會關切的節目，例如轉播MLB王建民的職棒，我們看到公視非常努力朝全民期待的媒體的道路前進，如今公視邁入十年，對於公視，我們還有什麼期待？公視這十年來所面對的，到底是一個正面的成長，還是有許多發展上的問題需要解決？今天節目中，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公共電視董事長鄭同僚，與我們一起回顧過去的公視十年以及未來的擘畫。

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以下簡稱「問」）：公視在過去十年的努力，製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節目，但台灣人對於公視這樣一個媒體，有很多期許，同樣也有很多批評與指教。政大學者馮建三最近就在報章上投書，從一個畫展談公視是否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公視該做之事，政府資源卻不到位，這中間是有不合理存在的。

鄭董事長，您從公視的董事到董事長，對公視有相當大的投入與觀察，針對人民所期待的，以及人民所批評的，從政策面到資源面，您覺得發生了什麼問題？

公共電視 董事長 鄭同僚（以下簡稱「答」）：台灣與歐洲公視的發展是不一樣的，歐洲是公視先發展、商業電視台後來才起來。台灣是在商業電視台相當興盛之後，才開始發展公共電視；所以公視在它的外部發展上有一些限制。

當初我們創設時，規模沒有想到要特別大，現在根據公司法，政府一年只捐贈九億元，這是一個很大的結構限制。以一個簡單的算術來看，每年每個國民投注在公視上三十九元，歐洲國家則是上千元，有的甚至平均達三、四千元，中間的差異非常大。

對任何電視台來說，經費不夠，能做的就有限。在過去這些年來，公視都很努力，早期同仁的貢獻是讓大家覺得，公視節目是有品質的；也許它無法與當下社會的思維、生活緊密扣連，它可能走知識份子品味的路線，但它的品質與公正超然形象確實有被確立。

公共電視 總經理馮賢賢（以下簡稱「馮」）：其實馮建三教授的提醒是很好的，他是很善意的在幫公視爭取資源。這件事情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在資源面，公視其實是非常匱乏的；另一方面，其實我們看民眾期待就知道自己該在什麼位子，從網站留言、對新聞的期待，就會發現觀眾是用最高標準來要求公視，因為這些要求一旦放在商業台，觀眾就會算了，但是對公視就不同。所以我們不能用一般的標準還看到自己，要用最高的標準。

馮老師的意見其實我有很多感觸，藝術文化這一塊是公共電視特別應該去著力的，特別是維護本國文化和引薦外國精緻的文化到台灣來。對於米勒的事情，我承認公視的確做的不夠，但是這牽涉到資源的問題。

另外是人才的養成，要對藝術文化能有深入的耕耘、做出精緻深刻、有好的觀點的節目或是報導，其實是需要很優秀的人才，說實話，在過去的經營是不夠的。所以我們目前文化記者只有一兩組，節目的製作人才也不多。未來針對這一部份，應該要有更好的人才培養政策。

問：不只是公視，政府對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有什麼方向？您覺得政策上有沒有需要更前進或更清楚的部份？

鄭：我們蠻期待政府有更清楚、更前進的整體文化政策，當然包括電視文化的政策。至少從公視的角度看，我們還看不到整個電視文化產業中，有比較清楚導引的政策出來。

例如以結構而言，目前台灣大部份電視台是商業電視台，公視的資源與規模相對而言非常弱勢，我們看不出政府對公視扮演的角色，有什麼積極的作為，我覺得這是政府應該去思考的：要不要讓商業化的邏輯去影響整個電視文化產業？還是政府投入更多資源，讓公共化的集團，有機會擺脫商業上的利益，真正能夠為公民辯論、文化交流，做對社會比較正向深遠的事？

現在一年只有九億元，對公視來說，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政策如果沒有落實到經費上，那些政策或想像，可能都是虛無的。

馮：我們現在面臨很大的挑戰就是進入了新媒體的戰國時代。過去兩年，政府對公視也三十幾億的投資，讓公視做數位化的轉換。今年開始，我們就要新聞自動化、明年要開始後製無帶化、四個高畫質攝影棚要到位，但是後面的發展，即便我們做出詳盡的規劃，也沒有任何的資源，譬如說高畫質頻道的經營，我們有我們的想法，但是政府相關經費的挹注是沒有的。

在看不到新的資源之下，我們必須自己想辦法發展，這對公視是很好的挑戰，但是也造成很多的壓力，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我想呼籲政府，全世界的公共電視都扮演領先者的角色，必須引領廣電環境優質化的發展，引領很多技術的發展，高畫質頻道政府已經決定將第一棒交給公視，做了硬體的投資，可是軟體的發展卻沒有。

我們也希望提出我們的規劃跟主管機關協商，爭取更多的資源，可是眼看著我們今年試播到明年五月就結束，明年五月之後我們要申請營運執照，在之前要提出營運計劃，營運這部份有沒有經費，如果有的話，那是幾年的經費？什麼樣的發展計劃？今年就應該要編，可是看來今年要爭取是有困難的，所以一切就是說，整個國家的媒體政策缺乏長遠的規劃。

剛你有提到公視董事會的任期，其實同樣的我們政府部門透過選舉也是有任期的，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如果可以在頭端好好作規劃，至少新的廣電政策在這部份會有新的樣貌，很多的發展我們都想好好的作，掌握這個機會點。

譬如大新聞平台的建置，我們今年年底大概要到位了，這應該是台灣最有看頭的一個整合性的新聞平台，因為其他商業電視台所謂的新聞平台，雖然他們有多頻道，但他們只有一套新聞，只是將一套新聞在不同時段、不同頻道、不同主播來播，但內容都一樣；而我們現在建置的新聞平台，包括公共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未來還有華視，這是個跨頻道、跨文化、跨語言的大型新聞平台，所以我覺得是蠻精彩的，但是我們也沒有任何新的資源，除了硬體的投資之外，所有人員的訓練，軟體的投資等，都必須從我們非常有限的經費裡挪用。

整個新媒體的發展，讓公視看到很多新的遠景，尤其在數位化硬體投資，我覺得我們也非常的幸運，因為其他電視台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很完整的一步到位數位化，雖然不是應有盡有，但是第一階段的一步到位，透過這一次的完成，後續到底我們可以作些什麼？我們有很多的想法，只是經費都沒有著落。

問：五二○總統就職大典當天，馬總統曾有很重要的宣示：上任後絕對不會對媒體不當干預。身為媒體人，我們都很高興聽到這樣的宣示，同樣身為媒體的公視，過去預算主要來自新聞局，而新聞局的預算又要經立法院，您會否擔心公視因此受到政治的干擾？

鄭：馬總統的說法蠻令人欣賞的，如果政府對於媒體內容的經營採取那樣的立場，那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需要的政府角度。

但我們也不能只看這個面向。政府對於媒體的運作，除了不干涉它的content、它的運作之外，我覺得政府也應試著去做某個程度的干預，這個干預，並非干預它的獨立自主，而是干預整個市場結構。如果我們放任市場的手按照商業利益去走，從國外電視產業經驗來看，它會走向庸俗化、低價化，這是必然的走勢。

我覺得，「政府不該干預媒體」指的應該是content及operation；但政府應該干預外部環境的建構。我本身是學教育的，教育上有個比方：國家要去面對學校教育時，它應該分隔兩種事務，一種叫做學校的內部事務、一種是外部事務。

內部事務係指學校教學、如何評鑑等，應該讓它自主；外部事項指的是，學校如果要能在國家這個體制內運作，必須要有一些資源及制度，讓學校可以合理運作。這部份，政府應該干預，至於學校內部的自主，尤其是大學，應該讓它自己去決定。

媒體也是一樣。政府不應該管媒體內部的運作，特別是內容的部份，包括它的新聞立場。但政府應該建構一個更好、更容易良善競爭、好的媒體有機會把更多元的聲音帶進來的一個環境，這件事，政府不但不能說不干預，而且要積極干預。

問：公廣集團成立後，資源有沒有得到更充份的整合運用？媒體之間應該如何搭配，讓效果加乘？

鄭：如果用簡單的算術來說，當然是比較多啦！公視、原民、客家、宏觀加起來大概到二十億元。簡單的算術看起來是這樣，但要cover的事情也變多，當我們看簡單的數字時，其實不是那麼精準的。

如果公視要扮演的角色較多，現在看起來的資源總數也較多，但它能把事情做好、追求比較高的quality其實還是相當困難。這是我必須先說的，要不然外界總認為，你自己的九億元加上其他的，不是多很多嗎？問題是，任務也不一樣啊！又不是只有經營原來的公視，然後錢變多，如果是這樣，它的 content確實應該要有明顯不同，但當它變成經營很多台時，那是不一樣的，因為最簡單的，它有很多人事支出。

不過，even在這前提底下，公視仍試著做內部資源整合，例如原民、客家相對公視來說，是比較年輕的，相關從業人員的經驗也較少，我們在製作上就會有一個整合，讓原及客，特別是原民台的同仁，他們在過去並沒有很多機會去磨練他們族群專業的人才。所以在那個過程裏面，他們可以和公視的團隊一起合作，學習；資源的整合，是公視集團想要做的，包括採購上，可以聯合採購，不同的頻道，也可以按自己的特長進行分工。

例如，我們希望未來公視是比較知性的，是比較知識性的，包括新聞啦，或是紀錄片等；華視是走戲劇或是綜藝的；而原、客則走群族服務，族群服務不只是族群本身的服務，還有族群對外的溝通，包括台灣社會或國際社會，如何認識原客，它扮演的是，族群內外的交流和溝通。族群本身也可以做成內部辯論、交流的平台。

在資深整合上，公、宏、原、客比較容易整合，因為有個平台，但華視方面，是獨立的法人，因為華視還有百分之二十幾的民股，還沒有買回，資源整合有計價的辦法，但民股沒買回，動作會被限制；現階段，公、宏、原、客之間進行整合，至於華視部份，等到民股買回後，政府如果可以處理這件事，讓華視百分之百的公共化，各種整合會更理直氣壯；所以和華視的整合會比較謹慎。

馮：首先先做資源共享。舉例來說，像是新聞平台，就是公視和華視的新聞，以及客家新聞及原住民新聞，都有新聞資源的交流。譬如像華視，就是地方記者很多，所以一些地方上的重要新聞，公視就會用華視的；另外政策上也希望促進多元文化的發展，所以原住民及客家的新聞，我們也都會適度採用。

我們也有個機制，譬如每個星期新聞部都會和原民及客家的新聞部主管碰面，討論各台有哪些專題可以互通。由於公視等於是集團的主軸，所以我們的立場就是，盡量把我們能夠釋出的資源，跟其他的成員分享。

譬如說，原民和客家台的節目收視率比公視低，因為它的族群比較特定，是分眾的觀眾，所以它們每個月最重點的節目，都會由公視頻道提供時段來做宣傳。倒不是做集團各頻道間高度的整合，因為各有各的主體性，但是公視會盡量釋出資源，跟集團中的其他頻道分享。

問：民股的購回，會不會有時間表？

鄭：這個時間表，權力不在公廣集團，根據公股處理條例，他是由行政院副院長進行召集，由小組處理；我們之前有和行政院聯繫，希望儘快處理，行政院也開了二次的鑑價的會議，鑑價小組已經評估二次，民股的要求行政院也了解，至少要二、三十億元；這個數字，是不是讓行政院徹底下決心，要讓華視公視化買回，我們雖然高度期待，公廣集團能扮演角色比較少一點。

如果根據公股處理條例的精神，就是應該要趕快把民股買回，這樣公廣集團才有力量，和民營的媒體做一個對比，做一個不同的內容出來。

問：董事長您是教育出身，公視有些資源是給大眾使用的，公視有這麼好的內容，如何把公視的資深和教育做一個結合？

鄭：當然有，現在的技術發展，讓很多平台變成可能，公視在這個可能性下，負載了很多頻道，可以讓大家發聲的；我曾在社區大學的研討會說，未來的平台很多，發聲的管道很多，缺的是內容，而社區大學有很多內容，應該要去尋找一個合作的機會，我覺得公視在這件事上，很願意配合。

目前公視做的事，是內部步伐的調整，短暫時間內，不會邀請合作，但期待外界，包括社區大學，或什麼民間團體，主動來和合作，等到公視體質完善後，一定會和外界合作。但現階段是以內部調整為主。

問：你觀察公視發展很多時間，公視每三年會改組，他對公視永續的經營，會不會產生不同的經營者有不同的調整？

鄭：由我的觀察看來，的確有這樣的問題，公視是使用公眾的資源，當然要受到公眾的監督，董事長、總經理必要時，要到立法院備詢，三年對一個電視的經營來說，其實是不夠長的。如果一個三年，和下一個三年，或上一個三年，若不能有很好的聯結，會變成不斷嘗試的過程。特別是我們在政黨輪替後，我們選用的人，他不是用公視精神來選，那更有可能。

當然，我不是說過去政黨有這樣的意圖，只是我們會隱隱然有這樣的擔心，如果整個政府體制無法對這件事有好好的反思，徹底尊重公視法的精神的話，那我擔心三年一任，那種不延續性的問題，可能會產生。

至於會不會受到政治力的干擾，現在公視九億的預算，或是原、客兩台，都受到立法院監督，這種監督在民主法治上來說，是好的，但這個監督也不能避免主導性太強的監督，如果在立法院有意識型態太強的監督，會對公視造成困擾；當然公視必須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精神，但也要付出比較高的代價。有些國家可能是收取執照費，或是收視費，就比較不需要接受民意機關的監督，只有定期的估評。

馮：公視法通過的時候，有很多政治上的妥協，當初公視要建台是非常艱辛的，經過很多年的奮鬥，在不少人的強烈反對之下勉強過關，所以那時候才會有「小而美」的說法，給我們很少的錢，讓我們小小的做，因此在制度設計上，只設計了一些防弊的機制，包括我們董事會的選任，由行政院提名，立法院審查，可能就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當然不是那麼的好，但因為公視是一個公共機制，可能也有其必要性。

另外關於政策的延續，每一任的董事長、總經理，可能對自己角色的認知也都會有一些不同，我覺得這跟一般企業一樣，會與時推移作不同調整，我倒覺得任期的問題還好，其實三年也蠻長的，三年也可以作很多事，若三年認真作的話，是可以留下顯著先民深刻的痕跡，所以我自己倒不是很介意任期的問題。

我比較介意的是，可不可以讓公視在比較穩定的環境下追求成長，像我剛剛講了很多不確定因素，包括數位化發展後續的經費的支援完全不確定，我們被賦與很多新的公共頻道服務的責任，原住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宏觀電視等，竟然是以一年一標的方式，可是這些都是公共電視要承擔的公共服務的責任，它不是政府的勞務採購，怎麼會用標案的形式？這讓我們在操作上面臨很多的不確定，譬如員工都納編了，可是它竟然是標案，對於這幾個電視台的發展、人才的培養、人員的歸屬感等，都對我們造成非常大的壓力，像到現在還有人揚言要修法拿掉幾個公共頻道，我們隨時面臨經營上的威脅，不當的壓力，讓我們很難作長遠規劃，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原、客、宏都是公視的頻道，它的經費來源都是穩定的，由主管機管編列以捐贈的方式，讓公視可以堅持獨立自主，好好的整合，三年我們就可以整合的很漂亮。

可是現在這種情況就很難，然後，公視持股華視，華視民股又沒有買回，華視的公股處理條例又沒有辦法落實，使得華視的定位也處於一種比較不確定的狀況，公視如何去擘畫華視的未來，如何去規劃新聞整合、頻道分工等，都充滿了相當多的不確定因素。

也有政治人物說「不認同公視持股華視」，可是「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都已經通過了二年，還有翻案的可能嗎？以上種種都增加我們在規劃未來的不確定因素，我覺得這些不確定因素都應該儘速排除。

政府應該對於公共電視在整個廣電環境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應該有比較明確的想法，全世界比較進步的國家，公共廣電都扮演了很重要的推手，公共電視有其重要的功能，我覺得台灣特別的需要，因為很多民眾對現今媒體很不滿，尤其是電視新聞，我們認識很多人，看電視就很想砸電視，看公視不會有這樣的疑慮，可是我們太小了，資源太不夠了，我們希望我們能作更多。

我們期待有更確定的政策，尤其是已經賦予公視的責任拜託不要再變了，如果要變的話，趕快確定！不要每天都揚言要變，讓我們未來一、二年都處於這種不確定狀況之下，這會增加很多經營的壓力，我們不怕作中長期的規劃，我們怕的是規劃白作，執行也白作。

問：公視走過十年了，董事長可否簡單回顧公視的績效，及未來要如何發展？

鄭：公視過去的十年，社會主要的印象，是保持獨立、超然及公正的立場，為台灣社會製作品質優良的節目，主要是看過公視的人都可以給予肯定，是社會沈浸力量的地方，但認知公視的人、收視公視的人並不多，這是需要改善的。

未來的十年，台灣的世界，人類的世界，會變成很大，包括政治、經濟、族群都會改變，人心也需要一個沈浸的力量，整個公廣集團面臨數位匯流技術的進步，有必要撐起台灣人心穩定，節目品質，我們把自己定位為華人社會，知性感性節目的提供者，不只在台灣還希望在亞洲扮演這樣的角色。

馮：我自己看公視過去十年其實有很多成就，也受到很多觀眾的肯定，但因為影響力不夠，我們希望透過整合性的作法，讓我們好的節目可以被更多的觀眾看到；另外，公視過去十年有一些節目很正確，但不夠好看，我們要想辦法把節目作到更好看。
我的目標是希望透過各種努力，更多的宣傳、更好的頻道經營，更好的節目規劃，品質的掌控，更多新媒體的發展，把公視優質的節目擴散出去，讓公視的影響力更大，透過這些努力讓公視真正變成一流的電視台。

問：身為一個優質的電視台，是不是要更積極的走出去，未來的公視會以什麼樣更積極的方式走出去？讓大眾更加了解公視

馮：更強力的行銷工具是我們現在刻不容緩想要作的事，讓更多的民眾接觸公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很有潛力要去開發，但都還沒有開發夠的部份，譬如說，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節目，在公視收視率不夠高，如果放到其他平台收視率可能會二倍、三倍，這反應了我們平台經營不夠好，這是我們努力要改善的部份，包括我們整個節目的規劃，頻道的宣傳等都要強化，因為我覺得我們自己的頻道就是最好的宣傳工具，這個部份一定要顧好。

除此之外，過去公視也跟許多公民團體連結，雖然不是很有計劃、系統的推動，譬如我們很多記錄片全國各地的社區大學都在用，未來我們可以更主動的提供相關服務給各社區大學，很多NPO團體也喜歡用我們的新聞，未來我們希望能讓NPO團體多使用我們的資源。

另外，網站的也是重要經營方向，透過網站吸引更多觀眾，把我們好節目的訊息用新媒體的方式散播出去，作更有效宣傳，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期待未來一年之內要大力去改進的部份。

問：公視屬於非營利的媒體，是否較不會有收視率的壓力？但我記得當你接任公視總經理之初，曾說出要以收視率來做為內部新聞與節目優化的指標與提升，希望兩年內收視率能有較好的提升。這是否意味，公視雖沒有營業壓力，但卻有收視率的討論空間？

馮：我強調追求收視率的成長，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慮，也受到一些批評。其實那是誤解，收視率本身是中性的，商業台看收視率是為了拉廣告、賺錢，公共電視看收視率，是為了要增加觀眾，擴大我們的公共影響力。

收視率本身差不多有六千個樣本，是每天從早到晚、每一分鐘持續進行的大型調查。我們長久的看，覺得收視率其實相當準，它可以告訴我們觀眾人數、觀眾輪廓，觀眾內容會包括北、中、南、東，他住在哪裡？城市還是鄉鎮？性別、年齡、職業、教育水平，讓我們了解我們觀眾的輪廓。

公視追求的是服務全民，我們希望不要偏頗，從這些收視率輪廓裡可以得到很多啟發，來調整我們的節目，讓我們真的可以做到服務全民。過去十年，每年公視都有訂定收視率目標，我們從一開始就訂定收視率目標，並不是今年才有。訂定收視率目標幹嘛？當然是看你有沒有觀眾、能不能成長，要不然就不用訂定啦！不必浪費那個錢。
每年的收視率目標都很難達到，但我的做法是，我們也有收視率目標、我追求成長，I mean it，我就是要做到。我覺得唯一的差別只是過去大家都沒講，我今年講出來，是要讓所有公視的員工一起體驗到，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接受這麼多的公共資源、我們有這麼大的公共責任，我們要讓更多觀眾願意看公視節目，受公視良好的影響。

我們要的是影響力，我追求的是更大的影響力。而它具體的指標就是觀眾人數，也就是所謂的收視率。

問：長期以來，公視不乏許多優質節目，但是否缺乏行銷規劃，所以無法讓更多人知道？

馮：我們過去也一直努力在做，只是方法跟策略的問題，以及選擇標的的問題。過去一些大投資的系列或戲劇，確實有做重點的宣傳，但有時候，加最多錢的，未必是最好的或觀眾最想看的，所以我們需要調整一下我們的策略。

舉例來講，我們在每週四到週六的晚上十點鐘「全紀錄」的時段，曾播過一個中國的紀錄片，講的是一個小學裡一班的學生自己選班長，由這麼小的一個點，看一個極權國家的孩子如何學習民主的機制，以及他們碰到什麼樣的困難，這是很有趣的一部片子，我們播了，收視率也不錯。播了之後第二個禮拜，我看到中國時報有一大篇文章，在講這個紀錄片，但寫文章的人顯然不知道公視播了，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沒有搭配。如果這文章在我們播出之前登，有多好！可以讓讀者知道，如果對這片子有興趣，可以在公視看得到。

我覺得很可惜。有時在重點之外，可能是要看我們的慧眼。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播的哪些東西是重要的。其實應該透過各種方式，讓更多的觀眾知道。另外，由於我們也是電視媒體，因此我們的訊息想要在其他電視台露出，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其實連在平面媒體宣傳，也越來越困難。過去我自己做紀錄片，是登在文化的版面，可是近年來，能夠上版面的機率幾乎是零，不管你的片子有多麼重要或是多麼好看，整個媒體的發展趨勢是完全不重視文化。

所以我的觀察是，如果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的頻道或是網站，讓真的喜歡看這些節目的觀眾都可以得到訊息的話，這或許是更有效的。過去我也注意到，即使有的紀錄片能夠得到報紙半版的宣傳，但是未必能夠轉換成收視率，因為報紙的讀者是為了閱讀的樂趣，但到了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他未必記得或是在忙別的事情。所以當然在媒體曝光有它的周邊效益，但未必能夠轉換成實質的收視。所以為了因應這種現象，我們的宣傳應該要更靈活。像現在我們已經把一些節目放在YouTube，也是一種曝光機會。

問：以前公視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新的運作模式下，是不是已經找到了癥結，找到了讓公式的節目更加優質化的方向？

馮：收視率問題，我們是這樣操作：就是每天十點鐘收視率報告出來，企劃部就會趕快分析研究，十點半我們就會去開會。我們看收視率並不是只看數字，我會去分析我們整個節目表的結構以及觀眾的流動。如果說有一些節目我們覺得做得很好，但是收視率不好，我們就會去檢討，我們追求的是品質，並不是只有數字。這個數字只是協助我們去反省品質，看看哪裡出了問題。譬如可能是節目排檔出了問題，或是節目內容等等。

有些人誤以為我是追求收視率，但其實不是這樣。舉例來講，我們週末有個節目叫做「經典電影院」，我們播一些老片，收視率非常高。譬如李翰祥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收視率高到不行。但我跟企劃部說，我們不要再播這些了。如果我播「倩女幽魂」等等這些港片去賺收視率，很容易，可是我們公共電視作為一個文化的推動者，是不是應該播一些新的國片？我當然知道播這些新的國片，收視率絕對比不上「倩女幽魂」或「梁山伯與祝英台」，但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有沒有讓觀眾透過公視這個平台，看到台灣更多新的國片，讓我們的電影創作者在電視上有露出的機會，一方面有多一點的收入，另外得到多一點的鼓舞。我認為這是我們該做的。所以我願意犧牲收視率去做這些東西。

但是收視率也是個很重要的機制，因為它是個很明確的指標，一個企業追求成長如果沒有明確的指標，是有困難的，所以藉著這個機制，我們也去檢討自己的作為，因為電視台的本業就是把節目做好。而我的觀察是，透過這樣的機制，大家都會動了起來，大家會把它當一回事，不像以前，收視率就email給製作人，收視率有達到，大家就切蛋糕發獎金，沒達到也就算了，沒有人去檢討為什麼做不到。

公視跟商業台在收視率的關心上，最大的差別是在於商業電視台就是看數字和廣告收入，只要能夠刺激收視率變高，廣告變多，能賺更多錢，電視台什麼都願意做。而公共電視所關心的收視率，是從數字及數字背後觀眾的輪廓，去反思公視哪裡沒做好。

問：公視不只有新聞，其他節目發展的腳步也越來越快越創新。在2007年時，公視就推出PeoPo公民新聞平台，經過一年的經營，也滿有成效，不少由公民自行製播的公民新聞，後來也受到主流媒體的關注。公視對於公民新聞所抱持的方向為何？

馮：公視應該要積極參與新媒體的發展，公民新聞是一個很好的創舉，這是我門前任的胡元輝總經理提出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方向。發展到今年，公民新聞最大的成果是總統大選辯論的公民提問，這就是PeoPo發展的結果。這是從這個平台裡面，徵求全國公民的影音檔，從幾百則中選出。裡面的成員包括同志運動者、疑似冤案的受害者的死刑犯等等，提出司法正義、司法改革的問題，這是很有深度的，標記了台灣的進步，公視可以作為一個主要催生者，是可以感到光榮的。

我也覺得這一部份，對於深化民主是有幫助的，所以我們一直在擴大合作對象，今年又增加跟十個大學合作，希望在校園裡面培養年輕人關心社會，從自己的身邊開始，作更多的公民參與。舉例來說：前一陣子在台東有個環保議題的新聞，在我們網站露出之後，連台東縣議會議長都來關切，顯示公民新聞對社會、對社區是有影響力，我希望擴散這種力量，讓更多的公民來投身公共事務的營造，讓台灣的社區變得更好。

問：對於未來，公視對公民新聞有沒有什麼樣的發展規劃？

馮：我希望能捲動更多人參與。從最近的一場研討會我發現我們公民記者並不止年輕人，也有五六十歲的人。如果透過這樣的計畫，讓更多的銀髮族參與、E化、關心公共事務，是很好的趨勢。這是值得做並且深化的事情。

問：在娛樂性之外，我們是不是應該在教育、文化上，媒體承擔更多責任，我們期待未來十年，在社會、大眾的期待下，公視能提供更多優質，更多元的節目，我們謝謝公視董事長鄭同僚以及總經理馮賢賢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