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社論】
　大學學費調整辦法日前公布，規定新學年度調漲幅度不可超過二．八八％，不少大學都反應此種調漲方式很難反映辦學成本，無法有效改善大學品質。但各大學也都已經陸續提出調漲案給教育部審核，趨勢上未來多數大學朝調漲的方向走，恐怕是已經確定了。

　而這波大學學費調漲之所以會引發爭議，除了正好碰上通貨膨脹，時機的選擇太過敏感外，最主要還是台大李校長發言捅到了馬蜂窩，他指出符合低收入戶相關補助金的台大學生，過去只占一．五％，擁有社經地位較高的台大家長，卻只要繳私立大學一半不到的費用，讓其子弟享受全國最好的教育品質，相當不公平！

　姑不論這樣的論調是否讓許多台大學生感到不服氣，李校長某種程度上確也反映了台灣長期以來高教學費的調漲盲點。早在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曾提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的名言。當時國內天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參考傅利曼的學說，對於那時的大學低學費政策提出了大學教育重視的是品質而非便宜價格的看法，認為如果繼續採取低學費政策，不但無法讓大學品質全面提升，反而會造成政府長期補助較有機會就讀國立大學的中上階層子弟、忽略弱勢家庭、劫貧濟富的不公平現象。

　由於當時處在一九七○年代，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一千七百元美金，社會上貧富差距不大，多數人相信只要努力、就有光明的未來，包括透過大學聯考制度，就可以有向上階級流動的機會。當時高教授的主張並未受到重視，政府仍然大量補貼公立學校，就讀國立大學每年每生只要交四千到五千元，雖然私立學校收費仍高於公立大學，但每個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不大，應屬於低學費時代。

　事隔卅年之後，在歐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國內歷經以鬆綁與放權為主軸，重視自由、競爭與效率等原則的十多年教改之後，在社會貧富差距加大之後，家庭資源與所住地區的城鄉之別，成了影響中小學生教育成就的關鍵因素。透過大學教育來進行翻身的機會相對在減少中。尤其幾年前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的《誰是台大學生》的報告，以台大為例，說明國立大學的低學費政策，其實只是幫助了中上家庭，並未真正協助弱勢家庭子弟。例如以目前國民平均所得約美金一萬六千元為例、國立大學學費每年只有約五到六萬元，私立學校卻高達十萬元以上，與卅年間國民所得與公私立大學學費相比雖漲了近十倍，可是過去的國民所得分配差距不大，如今國家所得分配差距逐漸擴大，所得最高的前十％和最後的十％來比較，兩者差距高達卅幾倍，甚至所得最高家庭全年勞動報酬是最低家庭卅六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維持現有大學學費的結構，只會造成「利富」而非「利貧」效果，甚至更加助長貧富差距的擴大。

　只要花些心思去了解一下，就不難發現目前有為數不少的私立大學在學生，有因為不堪學費沉重負擔而選擇提前休學者，有因為每學期都申請助學貸款而提前欠下鉅額債務者，也有超時打工以賺取學費者，他們享有的教學資源與空間，與公立大學完全不能比，他們畢業後的競爭力也可能不如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但他們卻必須付出比就讀公立大學更昂貴的學費、甚至更沉重的交通與住宿成本，才能完成他們的學位。這種差別待遇，要說是符合公平的原則，恐怕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吧！

　而高等教育學費的每年調漲，未曾真正解決公私立大學收費的懸殊問題，何嘗不是讓富人享有白吃的午餐又一例！放眼世界各國，尤其是許多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真的沒有可以白吃的午餐，尤其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的同時，如果要大學品質更好，甚至貧困學生可以受到更好的照顧，拉近公私立大學學費的差距，何嘗不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