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ndon

「能否請知識分子將論述簡化，你們可知，將這些艱深的語言，轉化成底層工人聽得懂的話，十分困難而且痛苦」？

發問的是628台灣社會論壇某位參與者，自稱曾在台鐵工會任職多年。他說，在台下聽了3個小時後，想提這個問題，實在是因為以前也讀了不少各位高等知識分子的文章或論述，但不只讀起來很累，要告訴底層工人這些話，又得經過轉化，「非常痛苦，各位老師可能很難想像」。

語畢，現場響起一陣掌聲，彷彿，只是彷彿，在座眾人皆有類似心聲。唯稍後除了某位韓籍研究生主張，工人和工運組織者本來就該自己讀懂理論、別人無法代勞之外，其餘包括中研院丘延亮、立報專欄作家姚欣進和清華大學彭明輝教授等「高級知識分子」，都未正面回應此一問題，甚至彭明輝稍後抓住機會，仍然針對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這個他本人極有興趣的議題，續發言論，欲罷不能。

另外，在論壇的末尾，觸及社工運團體之間合作可能時，國際勞工協會祕書長顧玉玲則說，社運團體之間，應該彼此「既聯合又鬥爭」，共同創造（客觀）條件，而非天真地以為人多好辦事。

前述論點，某種程度回應了在場部分參與者的疑問：為何社工運團體不能共同合作、彼此串連，畢竟「團體力量大」嘛？顧玉玲說，團體之間合作，勢必仍然會出現主流和邊緣，屆時相對邊緣議題，可能又被擠壓，這也是當初選擇自創外籍勞工團體而非選擇加入既有本勞工會的考量因素之一。

姚欣進也呼應顧玉玲的看法，但他認為，在社運政治化的路線上，就是應該朝向直接民主前進，而不是僅成為壓力團體，然後找現有的政黨當代言人。至於主流和邊緣議題的先後次序，他引述《正義論》作者羅爾斯（John Rawls）的說法，「愈是邊綠弱勢，愈應優先」，因此，以台灣的狀況來說，外勞、原民等相對最弱勢團體議題，自應在合作道路上被列為最優先處理。

之後，姚欣進略帶慷慨激昂地說道，若要問他這麼下去幹之後20年，情況是否定會有所改善，他也認為答案是不一定，但是「如果不是現在作，何時作？如果不是我們作，誰來作」？

整場論壇，就在前述政治正確的氛圍中結束，但台鐵工會的犀利提問，卻依然飄盪在筆者心中，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