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陵／特稿】
　一個女學生遭到姦殺的刑事案件，為什麼會演變成萬名群眾示威抗議、以至於焚毀縣公安局？事實上，類似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此起彼落，動不動就是數千、數萬名群眾集結抗議，起因可能都只是一些無觀宏旨的社會事件。

　以廿八日發生在貴州瓮安的群體性事件為例，大陸媒體只有一條發自「新華社」的定調性報導，稱「貴州省瓮安縣發生一起打砸燒事件」，大陸其它媒體如果關心這個新聞，只能轉載「新華社」這篇總字數不到三百字的報導。

　這僅是大陸事後的處置手段，但長期以來，大陸民眾對政府官員及媒體、尤其地方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大為降低；對於政府的錯誤作為或不作為，不論是幾手傳播，大陸民眾都寧可信其有，寧可尋求自力救濟。

　但相信政府必然為惡，與起身向政府抗議之間，仍有一段距離，民眾必須擁有一定的「動力」，即「鼓勵」因素，才會「該出手時就出手」。一個十五歲的女學生被姦殺，不論傳說中的內情如何惡質，什麼樣的社會，同樣的因素可以鼓動萬人上街？

　大陸學界很早就總結出一個現象，「無相關利益者」的參與。即每次群體性事件，參與者中絕大多數為「無相關利益者」，這些人既不是受害者，也與受害者素不相識，他們參與群體性事件的原因，與其說是基於「義憤」，不如說是長期積壓的不滿在尋找一個出口。

　近年來，大陸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地，多數在一些快速發展、變遷中的縣城。發展與變遷，有時意味著財富的重新分配，有人的「得到」，意味著另一些人的「沒有得到」甚至「失去」，這在土地開發或拆遷問題上尤其嚴重。這是大陸群體性事件頻發的最主要內在原因。

　早有大陸社會學者說，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經失去「共識」，因為許多人越是改革、越見窮困，而藉由群體性事件，這批參與者已經走向了改革開放的對立面。

　經濟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最終只能靠政治來解決。「政治」原本就是一項利益重新分配的工作，但就大陸現有體制來說，所謂「人民代表」其實連他自己都代表不了，媒體仍被視為「黨的喉舌」，政府的施政得不到應有的監督、人民的聲音發不出來，最終才造成群體性事件頻傳。

　貴州瓮安這起群體性事件，最少包含地方政府長期腐敗、地方經濟發展造成的分配不均、民眾對（地方）政府長期不信任、政府缺乏監督等多項因素，而解決之道，則正呼喚著大陸「以民為主」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