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社會幾乎集中心力於如何利用兩岸新局掏金的時刻，泰緬孤軍後裔生存權益卻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嚴重漠視，泰緬孤軍後裔彷彿只屬於歷史上一個和中華民國再也不相關的時點。事實是，泰緬孤軍後裔與我們共同面對局勢的動盪，身為中華民國公民，我們有公民權作為生存的基礎，縱使對於政經局勢再為不滿，尚有落腳之地，而無國籍的泰緬孤軍後裔卻必須在歷史的巨浪中載浮載沉。

在這個議題上，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於自由主義、自然權利的批判值得政府及社會重視。鄂蘭是在德國出生的猶太人，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見證種族屠殺，從納粹體制中逃離，親身體驗作為國際人球的悲哀，在美國外交官違法核發簽證的協助下，始得以進入美國國境，對於無國籍的慘痛遭遇有深切的感受。

鄂蘭指出，在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中，權利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早於社會、國家而存在，鄂蘭認為，自由主義就權利的此種假設對於國際法保障人類生存條件的功能設下嚴重的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雖制定保護少數族裔權利的公約，但仍無法制止少數族裔被剝奪國籍，成為難民，甚至遭到種族清理的不幸遭遇，鄂蘭認為這是由於國籍的重要在當時受到嚴重忽視所導致，在人生而平等、自由的假設下，不會考慮到人在國際社會中的現實處境，因為理論上沒有國籍，沒有國家的侵害，人應該回到原始的自由狀態，但歷史證明，沒有國籍之人，在現實生活中是無人置理的人渣，人被剝奪國籍後，除了生物性，一無所有。

鄂蘭不相信自然權利足以保障人性尊嚴，她主張沒有公民權，在無法歸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情形下，一切權利，包括自由主義所主張各種與生俱有的自然權利，完全是空談。鄂蘭強調，人類並非生而平等，人類的平等有賴其歸屬於政治社群的身分。鄂蘭的見解並非出於對國家制度保障的浪漫幻想，而是基於對國際現實的深切體認，而堅信公民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

國際社會當然已經記取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將國籍的保障納入國際公約，但無國籍人如何取得國籍，仍取決於各國。有感於全球化時代中無證移民的普及與種族主義、種族屠殺、仇視的繼續存在，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Seyla Benhabib補充鄂蘭理論的不足，以康德的理論奠定公民權的道德基礎，Benhabib主張，國家有賦予公民權的義務，當然，國家可以制定成為公民的各種條件，但這些條件必須有實現的可能，且必須透明、公開，讓尋求公民權之人有所依據，透過理性的對話，這些條件必須讓利益相關者都認為正當。

筆者認為鄂蘭與Benhabib教授的主張值得深思，政府及社會均應傾聽並回應泰緬孤軍後裔對於公民權的訴求，在對話中努力尋求正當的解決方式，亦應積極評估其他國家、地區的公民權制度（例如歐盟），思考解決之道。另外，筆者個人的立場雖是基於鄂蘭及Benhabib的思想，但亦欣見並衷心感謝其他為泰緬孤軍後裔與其他外籍人士爭取公民權的立論及行動。民主之所以值得珍惜，畢竟民主可以讓我們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機會，降低讓與生俱來、無法自行決定的事實（例如出生地、種族）用以決定人類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