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擁有很多身分，但她最重視的，是拍紀錄片的工作。艾曉明直言，她拍的紀錄片就是維權運動的影像紀錄。她認為不應該把維權工作高度敏感化，因為如此一來，容易把維權妖魔化，而這就是目前中國大陸維權工作者面臨的最大問題。
艾曉明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六、七日在台北放映兩部紀錄片作品：《天堂花園》及《關愛之家》，前者是以一個刑事案件黃靜案觀看大陸的性別與司法問題，後者則深入河北農村的實地探訪。
被妖魔化 大陸工作者最大難題
艾曉明說，她拍的紀錄片當然是維權工作的一種形式，維權並不是一個特殊的工作，維權應該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每一個人的義務，不然的話，就不可能生活得有尊嚴。所以，維權並不是一個特殊的身分或工作，更不是地下的、祕密的，或者是針對國家、顛覆政府的工作，它是一個日常的、跟我們生活切身緊密相關的工作，就像是生命所必須的空氣和水一樣。
關於維權，大陸新近崛起一大批被稱為「維權律師」的熱血青年；關於紀錄片，大陸也多的是探討城市、農村各種問題的紀錄片工作者。但以紀錄片來紀錄維權，艾曉明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維權 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
對於教書與拍攝紀錄片兩項工作，主業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教研室主任的艾曉明認為，學術與田野本來就分不開，問題不是你在書齋還是在田野，問題是在拍攝現場會遇到一些社會衝突，有時甚至是人身傷害。她說，在書齋裏也會面臨思想和觀念的衝突，但不是直接的暴力衝突。
自二○○四年從事紀錄片拍攝以來，艾曉明的部分作品曾經被大陸電視台採用，但一些敏感選題的作品，例如廣東番愚區太石村村民罷免村官，則遭遇禁止。艾曉明說，她相信中國大陸有一天會改變，她的所有作品都將能公開放映。
艾曉明認為，紀錄片可以呈現一些個案，通過這些個案讓人進行反省，藉此來改變人們對事情的想法。如果社會上的想法沒有變化，那制度上的變化是不會到來的。此外，她非常懷疑客觀第三者的說法，因為一個記者總是有自己的立場，媒體也是，但艾曉明強調，她會誠實的告知別人她的立場。
兩岸選題大不同 台灣重觀察性
由於兩岸環境不同，艾曉明拍攝紀錄片的選題和台灣同行有很大不同。艾曉明說，她看過《穿越和平》、《樂生活》、《無米樂》等台灣的紀錄片，覺得台灣的社會比較關注日常生活，是一個比較健康、開放的社會，社會衝突比較沒那麼強烈，因此，台灣的紀錄片相對比較平和，是觀察性而不是介入性的，這和她拍攝的紀錄片非常不一樣。
艾曉明說，就像論文的選題一樣，她要拍的是重要但還沒解決、沒有人去紀錄的東西，對於已經有很多人拍攝過的題材，她較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她也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變化，很多重大的公共事件蘊藏了很豐富的社會變遷因素，是什麼力量造成這些變化？是什麼原因使這些變化遇到挫折？這些問題對學者來講，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題目。
除了拍攝紀錄片，一個學者、維權者、紀錄片工作者還能做些什麼？艾曉明說，她覺得不能再做什麼了，因為光是紀錄就已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當代中國民間社會缺乏這類紀錄公民社會成長、發展、普通公民權利意識覺醒以及行動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