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在台北車站流下眼淚。都是因為那位「小黃」司機的緣故。

　我注意到的是車上前座椅背上的證件顯示，他的車子是桃園縣的車。他說：「我住大溪。我每天早上從桃園來，跑一整天車，晚上回家。」「我每天都來，一星期跑七天」。然後他陸續說到小孩唸書時的負擔費用很重，還好孩子很爭氣，念到國立大學，否則負擔會更重。像是大兒子念私立大學時負擔就很重，兩個一起都在學時更重。大概是說話分了神，他忘了在某處左轉，所以繞到下一個路口，才到台北車站。我站在車站門口，看著車子離去，眼前一片模糊。

　我覺得慚愧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不敢告訴這位小黃司機他的負擔將要再加重，因為大學學雜費在今年秋天要漲價了。

　這一趟北上的目的之一，是以學者身分去參加「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擔任審查委員。從今年提出調漲的大學校院資料中，發現各校雖然普遍喊窮，但大部分還是都有現金結餘，部分學校還超過十五％，這在不景氣的時代中算是很不錯的。

　其次，很多學校雖然依照規定提撥獎助學金，但是獎學金性質（尤其是有助於招生）的項目還是很多，甚至還有鼓勵學生出國交換遊學的。至於資訊公開與研議公開程序，各校當然都依規定辦理對學生說明調漲的說明會，會議記錄中顯示，學生一方面都不甚認同調漲的理由，一方面也會反映學校教學品質與設備設施等相關服務應該改進，否則調漲缺乏正當性，少數學校乾脆不詳實記錄學生意見。

　我覺得慚愧的第二個原因，是我沒有辦法阻止漲價的決定。

　審議委員雖然很認真地查閱各校提出的申請資料，但因為依據辦法規定，基本調幅的條件實在太寬鬆，所以大部分學校都過了第一關。至於所謂的資訊與研議公開程序，各校在形式上都有舉行，雖然時間（例如在期末考前一周）、地點（有兩個以上校區）、溝通方式（僅是向學生宣告）、或代表性（僅有少數學生參加）等都有待商榷，但是「形式」上都已經具備，只是「品質」的好壞而已，依照今年新訂的「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的規定，只要符合形式條件都可以調漲。

　主管單位解釋說今年的水電漲幅太大，學校收入不足以應付，每位學生學雜費調漲增加（僅有幾千元）的收入將會被通貨膨脹吃光，學校並沒有獲利。而且政府對於弱勢學生有各種獎助學金補助辦法，根據學生家庭所得有不同金額的補助，還有免費住宿與生活學習獎助學金等，此外，家庭所得百萬以下都還可以辦理學生貸款，畢業後分期償還，應該不會造成學生家長太大負擔。

　與會的家長團體代表還說「如果我們一直維持低學費，台灣的競爭力會流失，教授會被附近國家挖走」。看來學雜費調漲是應該做的事情，也是「正當」的政策。但，我還是不免擔心，這一位大學生家長現在必須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由桃園到台北討生活，才能夠供給小孩念大學的費用，今年秋天新學期開學時，他會發現學雜費更貴了，是不是還要增加工作時間以應付額外的開支？

　在當下我發現，在審議會場中決定調漲政策的正當理由，在此時都顯得何其殘忍！政策是要執行在學生與家長身上的，但如果負擔教育費用的人民，必須用這種超時工作的方式支付，再多的正當性都不足以說服民眾。在今天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機制中，政府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是否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原則下，袖手旁觀，允許大學宰制已經上門的消費者（學生），反正他們還是必須繼續就學，再說，大部分學校都調漲了。

　我站在台北車站的門口，回首看到穿梭路上的許多小黃車，不知道這些車上還有多少大專學生的家長，馬上要面臨今年秋天的漲價？不知道屆時他們會用何種方式因應？我終於知道自己慚愧的真正原因，在於自己無法協助這些真正受到政策衝擊的群眾。我深深地覺得慚愧。我流下眼淚。

　（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