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中國新一代的英雄——奧運選手的金牌和紀錄將會成為他們祖國的驕傲。但是，當媒體鼓吹著這些卓越運動員的成功時，全世界也應該承認一群更重要的中國英雄——中國的人權鬥士。他們因為捍衛人權所受到的迫害、追訴和處罰，已成為他們祖國的羞恥。

　就像奧運選手一樣，許多維權人士住在國家資助的地方，但是，不同於奧運選手的享受，維權人士的住處是牢房和勞改營，沒有大公司支付他們廣告費來宣傳自己的品牌。他們的家人也沒有國家提供的「鐵飯碗」，反而要因為身為維權人士的家人而遭受罪犯般的待遇。維權人士也不是媒體寵兒，事實上，媒體甚至被禁止報導他們的不幸遭遇。

　只有外國媒體可以自由地報導中國人權鬥士遭受的壓迫。但是，即使網路異議人士努力不懈，卻只有少數人權鬥士的例子可以突破中國的嚴密把關，獲得媒體的關注。但即使是那些引起外國媒體興趣的案例，也很快地被遺忘。這無疑是盲人「赤腳律師」陳光誠的悲慘遭遇。陳光誠，在二○○六年三月被監禁之前，已經成為中國農村居民試圖在當地法院挑戰濫權官員的代表性人物。

　早在二○○二年，新聞周刊(Newsweek)的封面故事就以八頁篇幅介紹陳光誠，並報導一群未受過法學教育、也未能得到當地律師協助的農民們，如何憑一己之力提起訴訟，為自己和鄰居們尋求正義。陳光誠的知名度，很快地使他入選美國國務院一個贊助外國未來領導者的計畫，他和他的妻子袁偉靜因此受邀來美國一個月，拜訪美國的法律專家。我永遠感激這個機會，讓我可以接待這對非比尋常的夫妻。陳光誠，當時只有卅二歲，在墨鏡後面有著一張英俊的臉龐，是一個敏銳聰明的人，有著十分直率的個性和鋼鐵般的意志。我記得當時我心想：「這可能是中國的甘地。」

　幾個月之後，當我在清華大學教書時，我邀請了陳光誠夫妻來北京。我們曾一起參訪北京許多次，第一次參訪時，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在新華書店法律書區的一個小時。在那裡，我們用美金一百元就買到許多「如何做」的中文工具書，給想打官司的門外漢參考。陳光誠對於可以買到詳細解說的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法以及稅法的工具書，尤其感到興奮，因為這些領域跟他快速增加的案件有著密切的關係。

　隔一個月，在二○○三年十月，陳光誠邀請我和我妻子去拜訪他三天，他的家是在沂南縣東師古村一個簡單的農舍，他介紹了他廣大的「客戶群」，包括另一位盲人、侏儒症患者、兩位肢體障礙者，以及一位有暴力傾向的偏執症患者的雙親。每一位都有個被政府無情地歧視的故事，而陳光誠幫忙他們獲得救濟，或正藉由提起訴訟或揚言提起訴訟來尋求救濟。

　陳光誠的確是在經營一個小型的家族事務所。陳光誠的妻子（跟他一樣大學畢業），和陳光誠的大哥（一名農民），都為陳光誠閱讀文件，他們本身也透過反覆閱讀圖書館書籍，還有實際的工作經驗中學習到相關的法律知識。

　陳光誠下一次再到北京來時，我們試圖說服清華法學院的院長和其他法律專家，在沂南縣設立一個專門訓練有抱負的「赤腳律師」的課程，雖然我對於當地官員是否會准許這個課程成立抱持著較不樂觀的態度。清華法學院院長對這個課程很感興趣，但其他部分同事則相當冷淡，顯然認為訓練不足的「赤腳律師」有損正在努力尋求政府和大眾尊敬的法律專業的聲譽。事實顯示，如果沒有「赤腳律師」，在沂南縣和其他類似的地方，數千萬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將無法獲得任何的法律援助。

　但不幸的是，突如其來的事件打亂了這些計畫。一向精力充沛的陳光誠於二○○五年六月再度來到北京，他看起來瘦弱、疲倦而且緊張。他的妻子說，他家鄉的地方官員違反國家的計畫生育法律，強制婦女墮胎、結紮，為達目的，這些官員還非法拘禁、虐待數千人，陳光誠正是因為無法幫助這些人而感到煩心。臨沂法院已經拒絕受理陳光誠許多相關的新案，而陳光誠向警方、計畫生育部門及其他政府部門請求協助也徒勞無功，因為在這些案子裡，他們本身就是壓迫者。

　我們討論後同意，目前可行的救濟管道只有兩個。一個是網路，至少受到尊敬的學者所做的調查報導可以引起國內的注意。另一個則是外國媒體，通常中國的領導階層會閱讀這些報導。陳光誠非常清楚每一個行動的危險，但仍決定訴諸於這兩個管道，因為他對於向領導階層檢舉臨沂市的違法情況感到絕望。

　對於隨之而來國內外的關注，地方當局竟然以對陳光誠家庭違法的打壓來回應。數十名的官員和流氓，被吩咐去切斷陳光誠所有的個人、電子通訊，並持續包圍他的農舍。這些人攻擊任何試圖接觸陳光誠家庭的人，不論是村民、記者或律師。當他們非法搜索陳光誠的家裡時，他們還沒收了陳光誠一台專門為盲人設計的電腦。在陳光誠一度試圖在半夜逃跑到北京後，臨沂警察公然違法地追捕他回來，把一個手無寸鐵的盲人打到屈從，並再度把他軟禁起來。

　為了確定中國最高領導階層了解臨沂市的違法狀況，我在遠東經濟評論二○○五年十一月刊號中發表了一篇文章，呼籲當時的公安部部長、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周永康先生釋放陳光誠。但中央政府並沒有釋放他，而陳光誠也拒絕向龐大的壓力屈服。二○○六年三月，警察終於以調查沒有事實根據的「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為由，帶走陳光誠，此後他就一直被監禁。

　判處陳光誠四年三個月徒刑的冗長司法過程是一場鬧劇。檢方證人被迫做偽證、辯方證人被阻止出庭做證、陳光誠的妻子和母親無法進入法庭、陳光誠的律師被拘禁、被毆打、被阻撓會見陳光誠和證人，最後陳光誠只能被他不想要的「官派的」律師來「辯護」。這些公然的違法，使得上訴法院也不得不承認陳光誠並未獲得公正的審判，但這對陳光誠的案子並沒有幫助，因為，在發回更審時，審判法院就只是重新定他的罪，再一次忽視超過一百名願意為陳光誠提供有利證詞的證人。

　當世人都在關注奧運以及最近被迫害的維權人士的案例時，陳光誠這一切的事蹟和遭遇應該被遺忘嗎？諷刺的是，去年，陳光誠被外國雜誌選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也獲得「亞洲的諾貝爾獎」——著名的麥格塞塞獎(Magsaysay Award)。今年，除了潘公凱(Philip Pan)的新書「走出毛澤東的陰影」(Out of Mao’s Shadow)其中一章獻給陳光誠外，我們不常聽到陳光誠的消息。

　基於他們在人權領域的傑出表現，最應獲頒「金牌」的正是陳光誠和他不屈不撓的妻子袁偉靜。但是，他們不但沒有獲頒「金牌」，陳光誠還必須在牢中受煎熬。這也許是周永康先生，在最近剛獲得他仕途上的「金牌」後（被擢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藉由釋放陳光誠來展現人道精神，並促進一點中國公共關係的時候了。

　作者孔傑榮（Jerome A. Cohen）為紐約大學法學教授，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全文由陳玉潔律師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