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月，法國的左右候選人為如何解決失業問題和經濟成長而激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辯論著健保政策和減稅（當然還有伊拉克戰爭）……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挑戰下，各國應如何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平等的核心問題。

在台灣，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也舉行了幾次黨內辯論，但這個全世界都面臨的課題卻不是四大天王辯論的主軸。剛好，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也在上周提出他的財經與社會政策，卻只是一堆拼湊的口號。可以想見，在這場○八年國民兩黨總統候選人的大戰中，這些議題很難成為辯論的焦點。

另一方面，兩個重要的社會政策卻在最近難得地成為主流政治的焦點：一個是行政院要推動延宕多年的國民年金法優先立法，另一個是基本工資的調漲。這兩者都是台灣建構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支柱，並且涉及到對台灣社會經濟體制的重新想像。例如國民年金要採取稅收制還是保險制，以及政府的財源問題，關乎我們如何看待社會重分配的本質；最低工資的標準則是關於勞動者的最起碼基本生活水平與尊嚴。但藍綠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對此有清楚的態度與細緻論述。別忘了他們一個曾是黨主席，一個曾是行政院長。

過去三個月，筆者試圖檢視美國、法國、拉丁美洲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以及他們對於解決策略的公共討論。台灣，或者東亞，也有其獨特的歷史課題。過去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是一切以成長為重，既有的福利體制較為殘破，社會安全支出遠低於拉丁美洲國家，也缺乏進步的社會重分配機制。這很大程度又是因為，相對於歐美和拉美，東亞國家的勞工是比較弱勢的。最主要促進平等的社會政策是對教育的公共投資，但這也是關乎人力資本的培訓，所以是符合發展主義的需要。

今天，這個舊的發展模式與社會契約正在逐漸崩解。民主化在台灣推進了更多福利政策，但至今國民年金尚未建立，稅制也未更進步。在這個所謂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時代，人們都知道要重新調整人力資本政策來提高國家競爭力。但這是不夠的。因為不但經濟轉型期會產生大量的輸家（如因工廠遷移而失業的勞工），且每個人（即使是有技術的白領）在未來都必須面對更大的社會風險。從歷史經驗來說，越是對外開放的經濟體，越需要有好的社會安全體系來幫助人民面對高度的社會風險，並維繫社會團結。而許多研究也指出，在民主體制下，唯有賦予勞工比較有力的協商力量，才更能建立比較平等的社會經濟體制。

是的，這是重建一個屬於新時代的社會契約──國家與市場間、勞方與資方間──的歷史時刻。每個國家都希冀同時追求經濟發展與社會平等，也都面臨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但由於各國既有的政經體制和社會力量不同，並各自處於相異的全球生產體系位置，所以必然有不同的回應策略與不同的社會契約模式。

親愛的總統候選人們，你們能否告訴人民對於維持經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