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滿意民進黨的施政，讓民進黨下台。然而，並沒有因此而滿意國民黨的執政。馬英九先生上台後，施政滿意度節節下滑到只剩三成多。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期待的落空與相對剝奪感。期待落空是因並沒有「馬上變好」；相對剝奪感是物價上漲，薪資沒增加，實質所得明顯下降。今年七月跟去年七月相比，食物平均上漲十三．六％，交通費漲六．八％，油料漲二三．二六％，娛樂類漲五．五％，商品類也漲了九．五％。套句廣告詞「什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也就是說升斗小民的家庭生活水準下降了一成多，不反彈才怪。

　馬先生在競選期間批評民進黨政府最嚴厲的，除了把民進黨打成貪腐集團之外，就是罵民進黨施政無能，拉大貧富差距，使民不聊生。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附和媒體批評民進黨政府把台灣治理成「Ｍ型社會」。到目前，馬政府還是把最近施政不力的責任歸咎民進黨留下的爛攤子。最近也開始外推說大環境不利。

　馬政府施政會落得零零落落，實因馬英九先生在野期間刻意忽視大環境影響，把台灣貧富差距擴大的責任推給民進黨無能所致；馬團隊根本忽略社會脈動下的台灣經驗，已不是走了民進黨就會自動好起來。過度簡化台灣的社會經濟問題，造成今日執政績效不彰的難堪。

　台灣的貧富差距擴大是從一九八○年代以來即有的事。家戶所得五分位差從當年的四．一七倍，逐步擴大到一九八六年升的四．六倍。一九九六年再上升到五．三九倍，已回跌到一九六○年代初的水準。二○○一年上升到六．三九倍，二○○四年些微下降到六．○三倍，二○○六又下降到六．○一倍。

　貧富差距之所以在一九八○年以後逐漸擴大，是受到後工業化的影響在先，全球化影響在後。一九八○年代中台灣已邁入後工業社會，從事服務業的勞動力人口已超過製造業，而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型態。根據包莫法則（Baumol’s law），服務部門生產力不及工業部門主因在於服務業的勞力密集度高，以及商業部門的薪資提高，不可避免地對經濟成長與就業產生負面影響。服務業的擴張，不只擴大了貧富差距，也擴大城鄉差距。都市地區因服務業的發達，如金融、保險、百貨、行銷、餐飲、旅遊、人事服務等普及，而就業機會多，薪資也較高。鄉村地區就成為後工業社會下的犧牲者，不但失業率高，所得也降低，加速台灣的城鄉差距。這與那個政黨執政關係不大。

　至於，為何媒體會引用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的中產階級的衝擊論調，把台灣說成Ｍ型化社會呢？主因在於從二○○○年起到二○○六年間，我國所得分配情形的確有向兩端推擠的傾向。將全體家戶分五組來看，最低所得組的可支配所得增加幅度遠比高所得組幅度小，約只有七成。這就是所得五分位差擴大的原因。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最低所得組與次低所得組的家戶可支配所得從二○○○年後不增反降，下滑了約三％。而中、高所得家戶可支配所得持續增加。

　台灣二○○○年到二○○六年間中下階層家戶可支配所得沒有增加，而一九九六到二○○六年來物價指數卻上漲了一○．○三％，使得這些中下所得家戶的生活品質明顯下降。這就是台灣近幾年來近貧戶與新貧戶明顯增加的原因。而諷刺的是馬政府一上台物價指數就比去年同期上漲五．九二％，是過去十年的一半強。

　但是，台灣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因此明顯消失，也並非只有最高所得組的可支配所得增加，中、中高所得組的所得增加幅度仍然可觀。精確地說，台灣的所得分配情況是從原來的倒Ｕ型曲線的高峰向右（高所得組）偏移，而不是中產階級消失向兩端移動的Ｍ型化。

　至於縮短貧富差距的政策的確要靠政府，而不是市場。我國以稅收來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不顯著，除非我們落實稅制改革，提高資本利得與富人稅，否則以稅收作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很難提升。以二○○六年為例，稅收只有縮小貧富差距○．一五倍，且歷年來變化不大。反之，自從一九九五年以來，以社會福利及就業方案作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越來越顯著。馬政府要做的是面對現實，而不是轉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