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蟹工船」航向送報伕的年代

2008/08/24

 現今的日本出版業不時發出閱讀人口流失,書市走向冰河期的哀鳴,但儘管情況如此嚴竣,每年依舊有暢銷書的風潮。這些暢銷書題材廣泛多姿,舉凡政治、社會、歷史、教養、勵志、小說等,深度和廣度兼而有之,不得不承認日本人潛在的閱讀底力。當然,書籍的熱銷與成功,有諸多條件和客觀因素使然,有的是恰逢其時,有的則歸功於出版社操作議題得當,但總體而言,它們畢竟都是社會史的回音,同時亦折射出當代讀者的精神趨向。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今年一月起陸續在日本造成轟動和熱烈討論,在全球化時代來臨的現代,頗有醍醐灌頂的意義。

 中篇小說《蟹工船》最早發表於一九二九年三月,那是正逢世界經濟大恐慌的時代,同時也是小林多喜二遭拓殖銀行解雇後不久發表的作品。這部小說是小林根據一九二六年蟹工船「博愛輪」和「英航輪」虐待和迫害漁工和雜役的實際案件為藍本的。小林執筆之初,曾親自走訪函館的漁會和從事捕蟹的漁夫,聽取船員們的海上體驗,並收集相關新聞報導,經過長期調查所完成的傑作。諷刺的是,翌年六月,《蟹工船》卻被日本政府以褻瀆天皇和皇室的不敬罪予以起訴。三年後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被筑地警察局的數名特務警察逮捕,同夜遭嚴刑拷打凌虐致死,可說是壯志未酬英年早逝。當小林被刑求致死的噩耗傳至中國時,引起同為左翼陣線作家的悲憤,魯迅、茅盾、田漢等人還發起為其遺族募捐的活動,可見文學的連動力量。

 誠然,《蟹工船》是日本普羅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在小林死後曾引起短暫的搶讀風潮,但是隨著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從戰敗的廢墟走向復興,再乘著高度經濟成長的翅膀起飛,社會間的衝突對立逐漸趨向緩和,大量的中產階級崛起,這部小說也走入日本國語教科書的世界,成為學生考試時必讀與暗背的對象,卻沒有再度撞開閱讀大眾的心扉。

 為什麼這部幾近八十年前的作品,會在當今日本年輕世代當中,引起如此巨大的迴響和共鳴,有幾個現象值得觀察。從社會結構和勞資關係來看,三○年代《蟹工船》發生的虐待勞工的慘事,現在幾乎已不復存在,但其不合理的法規和剝削,依然變形異體寄生在社會的幽暗處,繼續以吸取活人的血滋養自身。在這樣大量失業的年代裡,閱讀故事精采,言語生動的《蟹工船》恰恰讓年輕世代喚醒自身的處境,更由於貧困受難的相似性,造就了這部小說重新引領風騷。換句話說,向來自虐成性凡事隱忍為懷的日本人,藉由小說《蟹工船》的點化,找到了抒發苦悶的出口,並鼓勵自己要勇敢地面對嚴酷的社會制度。

 日本人對自身處境的反省是如此,台灣人又是如何面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呢?在台灣文學中,也出現過與《蟹工船》宏旨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作品。楊逵於一九三四年十月發表於東京《文學評論》的短篇小說〈送報伕〉就具有這種魅力。它同樣描寫弱勢者受資方壓榨的經歷,在不景氣的時代,為了謀得送報的差事,應徵者必須先繳交保證金,招募不到規定的訂戶數,不但領不到薪資,辛苦籌來的保證金亦會被全數沒收。多虧勞動者的自我覺醒,進行抗爭為自身權益奮戰,最後雇主也因被送報伕揭發壓榨勞工而被扭送警局。這是那個時代的共同主題,喚醒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人要團結起來對抗強權。吊詭的是,小說〈送報伕〉同樣具有為弱勢執言的精神,為什麼沒有在台灣掀起閱讀風潮,難道是國民性的不同,抑或台灣人不習慣從文學作品中尋找精神的出路,而是直接投身滾滾洪流般的社會運動來快速有效?

 馬克思說得傳神:世界的哲學家都用自己的方法在「解釋」世界,問題是如何「改造」世界。直白地說,儘管《蟹工船》獲得日本讀者的多數共鳴,讓他們更瞭解自己正處在貧富差距愈形嚴重的時代,看不見自己的前途而惶惑不安;但若沒有把像《蟹工船》與〈送報伕〉中賜予的勇氣化為具體行動,藉此改造社會結構,他們終究只能苦嘆坐在現代的蟹工船上,不但無法走出黑暗汙穢的船艙,耳畔還會不時響起如《蟹工船》開頭那句對白:「喂,下地獄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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