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文：

從莫忘初的文章，才得知你因為工作過忙而往生。感慨之餘，也要向慶文說聲謝謝。

之前，在記協幫忙編採寫「目擊者」雜誌過程，曾經多次向慶文請教「社會記者的處境」，雖然，慶文無法幫忙寫文章，但給了很多忠懇的意見與方向；也因為他的幫忙，讓很多基層記者在跑線過程遭遇的困境、壓迫得以真實呈現出來。

「記者」在追新聞、搶獨家新聞的背後，承受了極大的媒體競爭壓力；但在社會一片討伐媒體亂象聲中，也總是第一個被罵、遭批評。面對媒體的亂象，鮮少人願意深入理解，媒體亂象是社會與媒體內部共同形塑的共犯結構。真實的媒體結構裡，記者是被命令者、接受指令者、執行指令者，缺乏自主的環境下，媒體人愈來愈失去了自主性；在現今的媒體環境裡，新聞往往先在媒體內部就已定調，再由記者出門採訪；新聞通常只是記者照著編輯室的指令「依樣劃蘆」。

慶文的「英才早逝」，讓人婉惜，也讓人擔憂，媒體記者往往把工作擺在第一位，把新聞工作當成使命，不自覺的超時工作常態，疏略自身健康的重要性。

送別朱慶文，在記者節前夕
文：阿孝老師
昨天傍晚，走進萬華朱慶文家，在他靈前上香，看著遺照上熟悉的微笑，很難相信，這麼年輕、熱情、正派的記者，就這樣走了。

朱慶文是我引以為傲的學生。他唸工專畢業，因為熱愛新聞工作插班進輔大，跟我一起創辦《生命力》，畢業後歷任聯合報、聯合晚報、蘋果日報記者，經常在遍地血腥的社會新聞線上 發掘充滿人文情懷的故事，每回有人問我，《生命力》學生進了新聞界還能堅持理想嗎，我總會拿朱慶文當範例。

我萬萬沒有想到，年僅三十八歲的他，會因心肌梗塞猝逝。

我去年出版《打造公民媒體：輔大《生命力》新聞團隊的行動研究》一書，曾請朱慶文寫一篇文章回應，收在書末附錄裡，他在這篇文章中闡釋了自己的新聞理念和報導策略：

如今從事記者已近八年，雖然一直在商業媒體工作，但我總帶著另類的新聞眼，開發出許多不一樣的新聞，回首思量，有大部分原因來自於大學在《生命力》跑新聞的「身教」。

因此，當同業都在看李登輝的翠山莊時，我則瞄到翠山莊旁撿瓶罐的老人，原來在台北市外雙溪的豪宅外，有個住樹洞靠撿拾瓶罐維生的家庭；還有當我在跑法院時，同業都注視著法庭內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時，我的餘光又瞄到法庭外一群抄著筆記討論的老人，原來他們是孫立人將軍的部屬，在白色恐怖時期做了黑牢，如今臨老他們不靠律師，自己寫狀紙打冤獄賠償。

這種眼睛雖兼顧主流媒體的焦點和標準，但用新聞眼的餘光找尋弱勢族群的聲音，這是《生命力》給我的第一個啟發。

而我帶著這樣的精神，在主流媒體中「臥底」，試圖在大家都追求最大商業利益的新聞標準中，盡可能夾帶不一樣的新聞，讓這些社會底層的人有機會發聲，雖然被報社丟到資源回收筒的機率高，但還是有成功的時候，而且成就感會更大。

《生命力》對我的第二個啟發，則是在一條採訪路線上，要注意開發非主流、弱勢的消息來源。跑法院，我不只跑法官、檢察官、律師，我還跑基層的工友、書記官、駕駛，因為這些非主流的消息來源，往往可以提供看不到的基層觀點，新聞事件的外觀不至於被強勢消息來源所宰制。

我常說對《生命力》有股濃厚的革命情感，但最貼切的說法應該是，《生命力》的教育徹底改變我對新聞的思考和血液，就好像警察在黑社會的臥底一般，雖然外表看起來是流氓，但骨子裡仍有著堅持，不肯跟主流新聞標準低頭的堅持。

慶文不僅是個好記者，更是個好兄長。他父親早逝，他作為長子，很早就幫媽媽一起分擔家計、照顧三個妹妹。他插班輔大，比同學大了六歲，他又像大哥一樣照顧同學、學弟妹，女同學有感情問題會找他哭訴、經濟拮据的學弟妹也曾到他家長期借住。

昨天，我和慶文的同學坐在朱家客廳沙發上，談起慶文軼事，才知道這套宛如KTV包廂的沙發背後有個貼心的故事：原來，慶文的同學們感情好，常上KTV，但總是聊天聊個不停，唱不到幾首歌，慶文心念一動就買了這套沙發，請同學來家裏，既享受KTV的氣氛又可以省錢。

慶文學生時代半工半讀，擔任記者九年來拚命工作，身體終於吃不消。一個多月前，他跟同學提到胸部會痛，但仍勉力工作；朱媽媽注意到一向生龍活虎的他，最近下班回家都累癱了。一兩個禮拜前，慶文到新光醫院做檢查，預定九月二日看結果；八月廿八日清晨，他嚴重不適，自行開車到和平醫院掛急診，和平醫院發覺是心肌梗塞，緊急轉送新光醫院急救，但已無力回天。慶文就這樣離開他摯愛的家人、同學和記者工作。

離開朱家，我和慶文的十幾個同學餐敘，聊到將近午夜十二點。他的同學們大多也是記者，也和慶文一樣，在越來越艱苦的媒體環境裡為工作奮鬥、為理想打拚；我們痛惜慶文的驟逝，也提醒彼此，一定要把健康擺在第一位，有異狀就要提早就醫，畢竟，新聞再重要也沒有生命重要。

慶文雖然走了，但留下一個好記者、好兄長的榜樣，更留下許多發人深省的報導作品。我倉促之間，找到慶文1999年5月5日在《生命力》報導的「梁佳仁雙眼全盲挑戰玉山」，以及2001年8月10日在聯合報報導的「現代有巢氏、小真搬家了」，附在文末，請大家和我一起重讀他的作品、記住他的典範。

以下是朱慶文在BLOG寫的文章。
http://heaxenheaxen1971.spaces.live.com/blog/cns!9DE7B74C7AA08D6A!142.entry#comment

12月9日
記者的淚
記者採訪時，常被要求客觀、中立，不能流露情緒和立場，採訪時掉淚，常被視作不專業的表現。

幾天前，當東森的攝影記者被卡在車下時，另名攝影邊流淚卻仍得將攝影機對準生死邊緣同事的畫面，讓我整天心都是酸的。也讓我想起六年前的一段往事，在我記者生涯的第二年，處理同事往生的過程，親眼目睹的震撼，讓我對這份工作更有新的體認。

虛名追逐，只是一時，百年之後，還剩幾些。

二０００年，我還是初出茅廬的社會記者，負責北市南區的警政新聞。當年十月的一個週三下午，我正愁無稿可報，在分局三組（ 現在偵查隊）和刑警泡茶時，突然接到採訪主任的電話：「經濟組的同事，從星期天發完稿後，報社已經三天無法和她聯繫，你走一趟她家裡看看，有什麼狀況立刻和我回報。」

同事的名字，我在大學時就聽過，她首先披露國內爆發口蹄疫，但當時我還是報社的新人，跟她素未謀面。根據長官的資訊，她未婚，老家在台南，一個人獨自租屋住在興隆路。

當我到達同事的租屋處，心裡已有不祥預感，因為屋內傳來陣陣狗吠聲，卻無人應門，詢問鄰居，才知道三天沒看她下樓丟垃圾、遛狗。我認為狀況不對勁，於是回報長官，希望長官和同事家人聯繫，授權我們破門而入。

經過同事家人的授權，我向派出所主管報案，並要求派鎖匠和管區員警協助。結果當鎖匠打開第一道鐵門時，他立即告訴警員：「你要找人來支援！」等到內門打開時，我和警員同時從氣味嗅出狀況不妙，隨後映入眼簾的是已經倒臥沙發已經往生的同事，和原本狂吠、此時卻安靜無聲陪在她身邊的狼狗。

同事靜靜倒臥在沙發上，前方桌上是打著一半稿子的NB，旁邊則擺著還沒吃完的泡麵。當天檢警研判，同事往生前的正邊打著稿子，邊吃著晚餐，但就在她想要休息一下時，卻突然心臟病發而猝逝。

當天，等到同事南部的家人趕上來台北，將遺體移往殯儀館，已是隔天的凌晨。當我獨自騎機車回家途中，眼淚終於奪眶而出，當時的我，工作幾乎是生命的全部，但那天，我醒了，這是一份什麼樣的工作呀！憑什麼讓人拼命相搏呢？

幾天後，聯合報市政版出現短短兩行文

聯合報編輯部採訪中心經濟組記者○○○小姐，日前因心肺衰竭，逝世於自宅，得年卅八歲。定明天上午十一時十分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追遠廳舉行公祭，隨即火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