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下午的樂生文學週末，由香港獨立記者張翠容以「在新聞前線上見證一個人的力量：從中東到拉美」為題，分享她成為獨立記者的過程、信念，以及她在世界各地的採訪經驗。由於事先報名者眾，與會者逾百人，主辦單位甚至改變以往晴天在蓬萊舍樹下舉行的慣例，移至中山堂，是樂生文學週末開辦以來最多人的一次。
「我不是社會運動家」，張翠容開宗明義這麼說。她提到近年有許多公民記者（Citizen Reporter）或獨立媒體到世界各地進行報導，甚至進一步參與運動，例如Indymedia，不過，她自己對於各種社會運動，「在精神上支持，但很少參與」。
張翠容認為，自己從事新聞工作，屬於單打獨鬥的專業記者，與公民記者或者獨立媒體不一樣，「但是可以互相合作」。由於每次出國採訪需要經費，因此張翠容也學會一套生存之道，即使到危險的戰地採訪，也都不買保險，「買便宜機票、住亂七八糟旅館」。她舉之前拉丁美洲採訪為例，3個月只拿5萬元港幣，與部分國際傳媒一周花4,000歐元（約4.5萬元港幣）送記者去採訪，實有天壤之別。
在談及今年滿5周年的美伊戰爭時，張翠容指出，戰前美國自由派媒體的不批判，激起許多獨立記者到戰地前線採訪，她也是其中之一，親眼目睹戰火帶給伊拉克人民的身心苦痛，看著孩童失去親人成為孤兒，青少年被武裝集團以毒品控制，甚至產生恐怖的價值觀，視暴力為重建家園的唯一手段。
張翠容批評，主流媒體根本不報導這些現象，戰爭帶來的痛苦從未間斷，但人們彷彿早已遺忘這場戰爭。她說，全世界的媒體被掌控在7家跨國集團手中，為了營利的核心價值，對戰爭的報導不僅帶有特定意識形態，媒體擁有者甚至拚命影響旗下新聞工作者，企圖扭曲、忽略事實。她認為，獨立記者的使命就是挖掘出正確事實，打破這些無知報導。
張翠容坦承，自己也曾對報導事實卻無法改變現況感到惶恐。看到人們因戰爭受苦，她不斷自我質疑，寫完報導後又能怎樣？不過，此問題在張翠容遇到高遠菜穗子後，得到解答。她說，看見高遠菜穗子收容伊拉克街頭的邊緣少年，減緩他們的心靈恐懼，以及高遠菜穗子在遭武裝集團俘虜後，還能感化內部成員獲得釋放等現象之後，改變想法，相信透過這些人的努力，不只改變了戰後災民的物資生活，更影響了他們的精神價值，讓他們知道，帶著武器是無法重建家園的。
因此，身為獨立記者，張翠容除了報導主流媒體看不見的事實外，觀察這些人或團體的改變，也成了重要課題，她認為透過報導，也許能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重新認識戰爭帶來的後果。
張翠容強調，她在進行報導前，都會大量閱讀相關資訊，聽很多聲音後，與自己第一手採訪經驗結合，再下筆寫文章，「所以應該還算平衡」。不過，雖然十分佩服在各地遇到的和平工作者，但她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和她（他）們不一樣，「我的工作是打破無知」，不希望漏掉任何值得報導的故事。
無論是高遠菜穗子、以巴和平運動組織或古巴、委內瑞拉的經驗，從中東到拉丁美洲，張翠容看見這些團體介入後，以重視「人的價值」的支援為手段，替因戰爭、貧窮等所苦的人民，帶來改變的希望。
「Go Ahead，就去作吧」！面對全場可能是具國際志工經驗或對新聞傳播工作尚存興趣的年輕學子們，張翠容自我定義她在作的採訪工作，核心是「如何維護人的價值」。至於未來或下一個採訪主題，也許連張翠容自己都還無法確定，但若引述她在首本著作《行過烽火大地》自序所言「只要世界有謊言，我還是繼續跑」，相信不久的將來，華文世界的讀者定有機會，再讀到張翠容用極簡物資加上熱情和用心，從世界其它角落帶回的新聞故事。
在新聞前線上見證一個人的力量：從中東到拉美 張翠容部落格：真實筆記
Br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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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獨立記者張翠容：我不是社會運動家
王健壯：博士記者說的故事
【聯合報╱王健壯】
2010.04.18 03:11 am
雪莉‧芬克（Sheri Fink）是史丹佛大學的醫學博士，但她拿到學位隔天就飛到科索沃，那裡正爆發一場戰爭；從這一天開始，芬克的身分就一直是人道救援者兼調查記者，她放棄了醫師這個頭銜。
她的雙重身分讓她見證了各式各樣的天災與戰爭，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芬克走過的足跡。她到過波士尼亞與伊拉克的戰場，也到過卡崔娜颶風侵襲紐奧良後，以及南亞海嘯與海地大地震後的現場。
面對天災與戰爭，她既是災難的救援者，也是災難的紀錄者，她那本記錄波士尼亞戰爭的書《戰爭醫院》，讓她的雙重身分首次受到舉世矚目；記錄卡崔娜颶風後的那篇調查報導〈紀念醫療中心的致命抉擇〉，更讓她拿到今年的普立茲獎，雪莉‧芬克這個名字與她寫的報導，也從此變成新聞史的一則傳奇、一個典範。
芬克寫《戰爭醫院》前後花了五年時間，寫〈紀念醫療中心的致命抉擇〉不但也花了兩年半時間，更花了四十多萬美金，這篇調查報導長約一萬三千字左右，平均每個字就花了大約40美元。類似這樣大手筆投資，不論是時間或金錢，在目前新聞界中都是絕無僅有，大概也祇有芬克和她在ProPublica.com的老闆，才會做出新聞界早已絕跡的傻事。
上個世紀的美國新聞史，幾乎是幾個世代調查記者所共同撰寫的一部歷史，從世紀初揭發屠宰業黑幕的辛克萊（Upton Sinclair），到50年代揭發五角大廈謊言的史東（I. F. Stone），再到70年代揭發水門醜聞的伍華德，以及從60年代開始揭發軍情黑幕而持續至今的赫許（Seymour Hersh），都是不同世代的代表性記者，他們的調查報導也都有改變歷史的影響力。
當然，共同撰寫這部歷史的還有許多女性調查記者。上個世紀初揭發洛克斐勒家族壟斷石油工業內幕的塔貝兒（Ida Tarbell），就是最早的典範。另外，像芬克一樣也具有博士學位，但最後卻棄博士專業而選擇當調查記者的也不乏其人，愛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與嘉瑞特（Laurie Garrett）就是最知名的兩位。
愛倫瑞克是生物學博士，她在《哈潑》雜誌當記者時，曾化身當了幾個月的超市店員，寫過許多篇勞動階層辛苦掙取血汗錢的調查報導。嘉瑞特也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免疫學博士學位，而從電台小記者做起，後來替紐約《新聞日報》寫過許多篇有關伊波拉、SARS、愛滋等病毒蔓延的調查報導，她在1996年也得過普立茲獎。
芬克與愛倫瑞克、嘉瑞特一樣，都有博士級的專業知識，也都有站在新聞最前線揭發違背公義的道德勇氣；她們跟伍華德那一代調查記者最大的不同是，上一代的調查記者偏重於揭發類似政治與權力這類社會上層結構的問題，但她們關心的卻是被多數人忽略的社會下階層結構問題，她們關心災難，但更關心災難中的人，災難中人的處境與抉擇，就像芬克說的：「那些倖存者因為信任我，而告訴我他們生命中最艱難時刻的故事，把他們的故事告訴世人，就是我的責任。」
就像每個好的調查記者一樣，芬克說的故事，災難中人與人性的故事，終於得到了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