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弊案，社會體質

　　台灣參加2008年的北京奧運，似乎不如吳伯伯所預期的「主場優勢」。好不容易「八搶三」擠上奧運參賽末班列車的台灣棒球隊，首場贏過荷蘭後，其餘場次都不盡理想，若非撐足前面局數、後段一瀉千里；要不就是大量失分在前，縱然最後極力追趕，卻也因最後一刻的怯場緊張而未竟全功。甚至，台灣隊輸給中國隊，彷彿瞬間從亞洲三強，變成亞洲最「low」之態。

　　奧運開賽之際，國內爆發陳水扁疑似洗錢風波，其雖不若「國球」般被全民擁戴，但至少象徵近20年來，台灣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階段性代表人物；陳水扁倒下的意義，其實衍生更多的是關於「理念、金錢、公眾參與及政治環境」的問題。但更令人擔憂的是，那些緊咬著他不放的卻多是保守人士，他們從來也只展現著「務實性」，甚且與利益團體走得更近，一切的一切，看似比阿扁優雅，實則比阿扁更加惡劣；然而，這些保守力量並不會被鎂光燈聚焦，更不會在歷史上被記上一帳。

　從棒球到陳水扁，看似無所關連，卻是息息相扣；且隱藏的「基本問題」更是異曲同工。棒球的成績讓人擔憂國球的未來，陳水扁事件則更令人憤慨，「民主」成就，難道僅僅換取一家之私嗎？

　　台灣的基層棒球訓練極不紮實乃眾所皆知。相較於日本、米國，他們奠基的工夫則相當「厚工」：透過每一行政區域來鼓勵一定數量的學校組隊，在成棒前先以啟發選手打球的興趣，並不強求名次，然後一級一級晉升，進而爭取到地區代表權，然後再選出國家代表隊。而台灣卻是靠幾個固定的「優良傳統球隊」來揀選人才，在未廣設球隊、廣徵球員的情況下，往往埋沒更多潛力選手；而更常見的是，年紀輕輕的大投手，竟在成年後就匆匆走入歷史。但國際比賽的關鍵在於「心理素質」，先有「恐日症」的類似狀態，就已輸去一半；導致國際賽時，台灣隊的陣容總是良莠不齊，只能期待「每次都要有一個新英雄」！

　　輸了就沒人看，贏了就瘋幾個月的職棒，實在不健康。連「國球」都未能擁有良好的培育環境，更遑論其他體育項目？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不也是如此？從小未有廣泛的公共參與教育，討論社會議題不能百無禁忌、歷史真相不能碰觸、理解政治要「客觀中立」？不能有狹隘的意識型態？種種無形的綑綁，難怪成人後成為「公民」，對於讓公共事務的理解與參與，依舊是很單向。遇到問題找民代、有投票就有希望、面臨國內外困局只能靠一個英雄或一個模糊的符號等等的單一思維。

「政治人物」哪個沒問題？今次歡呼XXX，誰知道明日會不會爆出什麼弊案？弊案出包後，難道就從此不再關心政治或公共事物？所以，與其期待一個「救世主」，不如以思考棒球運動觀點來借鏡，比如怎樣整理一下「公共參與」的「場地」？進而將焦點置於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慣常性；或者把理想放在打造一個穩定堅實的陣容：「文官體系」，都比期待明星來得更好。陳水扁洗錢事件，似乎透露2000年的政黨輪替作為政治改革運動的高峰，就像1992年，靠著巨棒、強投拿到前所未有的奧運棒球銀牌，「因福得禍」，我們延緩、逃避去思考、解決「基本問題」。

「基本問題」在於，「代議政治」之外，關於打造一個堅實的社會，我們除了把焦點注目在政治人物，卻未意識到如今的代議，只淪為跑紅白帖及選民服務；而關於法案制定，眾民代們為了選上，甘願被地方勢力或利益團體綁架，然後無能作為。

　　「基本問題」在於，一個政府無法為人民的種種所需完全把關。我們常開玩笑說，台灣的政府在做財團的事，而NGO在做政府的事；若非經過各項評估後才做出的抉擇，怎會有什麼東西「非要做不可」、「不做就會後悔」的口號？正如此選前告終的「蘇花高」竟可輕易搖身一變成為「蘇花替」，然後種種紛爭再起。

「基本問題」在於，民主形式已然奠基，亦即不能再明目張膽剝奪人民發表意見的權利，但現今卻仍可用「法律」來干擾人民意志。近日周錫瑋縣長宣示「即使違法也要做」的淡北快速道路，竟發生反對興建民眾只在路上發傳單，竟被開罰單的事件，但聲稱「客觀中立」的鎮公所，卻能在天橋、路邊大方地掛起「支持興建」的布條。

　　這些「基本問題」無法被所謂的「政治人物」理性思考並加以聚集解決，於是，各種關心不同議題「社會運動」團體的重要性就出現了；一個可以推動進步的理念、改變社會體質、落實適切法案的社運團體，作為人民組織的集結點，重要性應該更要被確立及肯定。

就別讓眼淚只留在五棵松球場罷！也別花費精力隨著政治人物塑造的議題而忽悲忽喜。「基本問題」無法解決，這些表面成敗都不會是偶然發生的單一事件。找到其背後所蘊藏的，徹底改造社會體質，才不會落入一次的國際比賽的輸贏就定江山，或以為一次選舉就能迎接新時代的空包陷阱。真正的新時代，就待你我更多的投入與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