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成為國片奇蹟，因此也形成不同觀點的論述區域。其實，一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已經形成時代的主題。據說魏導演拍攝這部電影的功用之一，是為培養可以接受《賽德克巴萊》的潛在觀眾，這是嘗試從原住民勇士的視域，重探台灣史的電影。因此，《海角七號》的創作背後，是涵蘊我們如何面對台灣土地情感與史詩的責任，而不是什麼平凡與拔尖或藝術和科學對立的假議題。

　在這個人主義甚囂塵上狀態，使得我們生活意義匱乏，更缺乏對他人及社會的關心。這部影片猶如社會水泥的凝劑，將人們從原子單位接上線，在網絡構成中得以說出自己看到的故事，互譜共鳴曲。

　首先，有些觀眾不只看過一次影片，而且每次觀賞衍生不同的聯想，只要不產生先入之見，緩下定見，所有的音樂、所有的場景、所有的演員，就自然流露出來，進而從多重影像敘事軸線，重新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這樣的迴響，是如思想家班雅明所指出的，說故事的人有時像是安居大地的農夫，不出遠門，對家鄉的點滴掌故如數家珍，仍然可以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進入戲院看海角七號，是讓我們開始談論生活的故事，即使只是卑微的成分。

　其次，「景觀」是哲學家德波的概念，在其理論裡，我們所看見的，只是長袖善舞、無處不在的景觀。景觀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無往不勝的利器，景觀統治是根除歷史知識，甚至直接遮蔽事件真相。當景觀拜物教成為時尚主張，就掩蓋了人與人之間和階級與階級之間關係的真正特性。《海角七號》可謂打破景觀迷魅，讓草根人物開口說話。

　有人認為這是逃避社會責任，或對「遠離台北是本土再生的憑藉」觀點感到不屑。但這就是一種本位主義的中心景觀。台灣目前的困局，自然不是科技問題得以解決，電影本身也可以提供另一種認識自身的方法，其實是沒必要高舉科學術語的玄奧性來詆毀嘲諷草根的尊嚴。

　再者，批判家阿多諾認為，「當電影中的圖像極力召喚出那些在觀眾心目中已經被埋葬的人物且又確實與之相像時，它也以其（畫面）閃爍的方式滑向過去，從而接近了書寫的效果。」阿多諾保護書寫，並對電子時代的偽書寫高度質疑。是故，電影作為一種圖像，作為一種書寫文化，才可能避免精神侏儒的洗腦，從而捍衛著思考的多元和想像的自由。

　因此，《海角七號》從古老意象中挖掘故事，未曾遞出的親筆情書，卻還是保留下來，那不是一種自我安慰的動作，而是將信件視作一種崇高客體，昇華化為聖物，無法被象徵化，一如我們對島嶼無法言盡的深愛與迷惘的書寫體。說故事的人，是人民的鮮活記憶，是回應時代的使者。隨著影片中一封又一封的書信旁白和劇情畫面的運鏡，更讓我們接近出生的所在，無論在海之濱，天之涯，在家鄉，在異鄉，或是在海洋或陸地，繼續傳唱我們的時代，以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