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海角七號》展現開放的台灣本土想像之後，最近有兩個關於台海歷史記憶與主體書寫運動，值得關注。

　一是由台灣外省人協會主辦的「蒲公英寫作班」，由「外省媽媽」親筆書寫的《遇合》出版了，增補了中國內戰後大規模政治遷移中那不可或缺的女性經驗。另一是多數由「外省知識菁英」組成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廿週年研討會，以「超克當前知識困境」為題，呼籲知識界跨越台海冷戰對當前知識生產帶來的侷限，重新審視台海之間的歷史斷層現象。

　《遇合》的書寫，不只凸顯女性主體，也是戰爭記憶與離散經驗的癒合。「外省媽媽」個人的記憶拼圖，讓我們看到不同於男性中心的台海史觀。這個背負歷史原罪的「外省人身分」，其實不只一省，不只一族，也不只單性，而是非常「跨越」族群和地域的集體經驗。女性特有的叨叨絮絮情調中，暗藏父系家族史的切分音。許多人的故事同時包含了父系和母系兩種家族史的平行陳述，非常有意思。這類多元並行的主體書寫，不但複雜化了我們對女性/群族的認識，也讓隱藏的小主體敘事豐富了台灣認同，更在歷史寫作中真正實踐了「記憶自由」的理想。

　相對地，「台社」的書寫則是針對台海戰爭在兩岸之間所造成的歷史經驗及其解釋架構上的「落差」，提出了「歷史認識論」的問題。主要參照南韓學者白樂晴的「分斷體制」概念，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理解韓戰所造成的南北韓長期政治分裂和社會文化斷層現象。台社借用以解釋，台海之間同文同種的中華民族如何被上一個世紀中各種帝國侵略與民族戰爭橫斷切割，造成以固守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共同體，更重要地，我們該如何去理解這樣的「人為的歷史斷層」。

　有趣的是，當有人提出以新的「身分認同」反思計畫：「如何重新當『中國人』」時，立刻被台下民眾回嗆：「學做『台灣人』之後，應該學做『原住民』！」內戰之後台灣社會經歷了與中國徹底不同的現代化和歷史過程，已經跟中國社會形成完全不同的政治社會系統。尤其是解嚴後廿年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以「認同政治」為主軸的社會運動，已經使台灣長出了中國所沒有的自主性很高的公民社會。

　然而，企圖跨越冷戰阻隔的呼籲，仍切中時局。經由投資、就業、觀光、移民和學術交流等日益頻繁的交流中，海峽兩岸已開始出現「有『中國經驗』的台灣人」，以及「有『台灣經驗』的中國人」。包括：中國的「台商」「台幹」，台灣的「中國籍配偶」，以及可預見的在兩岸之間來回穿梭的「學者」與「觀光客」等。然這長期歷史斷層所造成的意識形態阻絕，已經造成相遇時嚴重的「認識論障礙」。兩個落差很大的社會，不但同時對這些「跨界者」暴力又任意地刻板印象化，甚至造成各自社會中嚴重的歧視議題和不正義。我們亟需跨越這個因為歷史斷層所造成的冷戰視障，適切地還原「跨界者」的社會身分與價值，給予合理的對待。是人道主義，也是關鍵的歷史經驗還原。

　如何跨越歷史斷層，超克冷戰視野，小自處理社會身分差異，大到未來台海關係的各種可能，都是有心人當前該致力填補的知識空白。讓我借用朱雲漢教授當場的發言：對台灣人來說，適切面對當代中國和未來台海關係最好的態度，是拋開「冷戰所造成已過時的意識形態對立」，秉持一種「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的立場去瞭解中國。因此，我們才能在掌握現實的基礎上，思考如何在現實中建構廿一世紀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