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高有智） 　(20081020)

　走進中山北路3段小巷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辦公室隱身在公寓中，如此不起眼，裡頭的工作人員卻是忙碌得很。迎面走來的是祕書長顧玉玲，一個工運老將，長期投入移駐勞工（外勞）運動，近來卻搖身成為文壇的新銳作家，剛出爐的新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印刻），延續了她長期對外勞處境的關注，卻更深入探討外勞在全球化潮流下飄零與移動的生命故事。

　顧玉玲大學時即大量閱讀左派理論，深受影響，畢業後投身工運，從自立晚報工會祕書、編工運雜誌，一路關心職災工人和外勞議題。其實高中時期的顧玉玲可是文藝少女，熱愛舊俄文學，也讀陳映真的小說，啟蒙了她反對階級壓迫的人文意識。顧玉玲編過校刊，寫詩，也寫小說，她笑說：「我始終相信文學的力量。」

　儘管是文壇新人，顧玉玲的寫作火候一點也不青澀，清新的文筆，帶著濃烈的社會關懷，冷眼的批判功力滲透紙張。2005年，她以報導菲勞故事的〈逃〉一文，奪得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此次新書《我們》，則是先以寫作計畫獲「台北文學年金」，再行出書。之所以兩度興起提筆，緣起竟然都是為了幫協會「籌錢」。
　「籌錢當然重要啊！」顧玉玲不僅捐出所有獎金，就連書的版稅也捐給了協會。她苦笑著說，勞工團體的經營很困難，台北文學年金計畫提供40萬元的挹注，如果沒有這筆錢，他們可能還要設法去找10個4萬元經費的企畫案。當然，寫作也是希望為運動留下紀錄，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談及寫作過程，顧玉玲頓時陷入沈思，抽絲剝繭分析自己的內心轉折。身為工運組織的工作者，20年來當然會有自己參與的感想和生命的回顧。因此，顧玉玲將自己也放入了書寫過程中，外勞的生命故事和她的工運體驗，彼此激盪，「這不完全寫他們，也寫我自己。」

　由於長期參與工運的訓練，顧玉玲對外勞作為主體的角色多了一分敏銳度。新書中3個故事都是真實案例，只有部份地點與人名加上些許偽裝，以保護當事人。她選擇用紀實的筆觸，捨棄虛構的情節表達，就是希望能留下作為人的完整樣貌，而不是去脈絡化，或者添加虛構的想像。「他們的人生已經很精彩，他們也不太有機會被看見，我的書寫不想去超越他們，只想述說他們想被看見的樣子。」

　顧玉玲洋洋灑灑寫了15萬字，不過她感嘆，故事還是太多，只能就工運的漫漫長河截取眼前的一小段。她原本想要寫10個故事，最後只完成3個，因為「處境最悲慘的外勞往往都被遣返了」，根本沒有機會完整紀錄他們的故事，只能留下剪影素描，穿插在書中。

　顧玉玲以「逃」的概念貫穿這些外勞的故事。逃是一種遷移，為了求取更好的生活必須遷移；但逃也是被迫的，承擔了非法和地下化的標籤。她透過文字不斷質問的是，為何人要逃跑？怎樣的政策逼得外勞必須像囚犯一樣逃跑？

　這是顧玉玲期待和讀者對話的主題，也透露了「社運作家」內心真正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