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寢的民主新衣 張登及
邇來中正紀念堂改名台灣民主紀念館爭議不斷，近日又演變成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挾局部民意，指揮轄下警察武裝，以法令為武器，短兵相接的攻防。筆者認為，衝突的起源是前屆內閣對中正紀念堂的帝王陵寢性質認識不足，以致改名處置失措。而台北市保護「古蹟」雖於法有據，但對該堂的性質也不甚了了；而後續的凱達格蘭大道加註為「反貪腐民主廣場」，則是效顰中央的鬥法邏輯，沒有建設性，徒增紛亂。
糾紛還要從對中正紀念堂擬似帝陵的格局說起。
首先，中正紀念堂之所以成為國內外觀光行程的一大特色，是因為它是台灣唯一的一座擬似中國帝王陵寢規格興建的建築。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建築，講究中軸線設計、入口與神路（中軸線通往饗殿的路）和左右宮廟殿宇的對稱。中正紀念堂中軸線前端就是「大中至正門」。五門六柱十三間的大牌樓，是帝王陵寢或京師宮殿獨佔性的政治符號，提醒來者應敬天尊君。即便南京中山陵之設計，也知道使用三門四柱「博愛坊」，以免「踰制」。中正紀念堂之規制，確實非同一般。
再請看中正紀念堂「神路」兩側的國家劇院與音樂廳。它們近似紫禁城太和殿的設計，又扮演著帝陵東西配殿的角色。中路後端主體部分，結合帝王祭天的天壇，和陵墓主體封土上的方城明樓兩種語彙，隱約是蔣前總統中正的紀念饗殿（古稱稜恩殿）。另一個帝陵隱喻的符號，是中正紀念堂四周的圍牆和角樓。此一類似帝陵的建物，宗法禮制之謹嚴，不輸明清兩朝帝王們的吉壤。
正因此仿古的建築結構，除非將本堂、圍牆、大牌樓等主要皇陵符號拆除，該堂這一總體佈局，並非「改名」、「關門」、「遮牌」等枝節動作所能撼動。若將封建帝王規格的大牌樓寫上「民主廣場」，則好比中共將供奉滿清歷代皇考的太廟，改稱「勞動人民文化宮」，勞動人民何喜之有？只見當政者的權力傲慢而已。
其實，台灣從未實行君主制度，卻難得有一神似帝陵的建築，其本身就具有極大的觀光、歷史和教育價值。但恰是其內涵之豐富，卻正好不與「紀念民主」合榫。何況「紀念堂」一般是悼念死者或已經過去的事件，此以華文語境尤然。民主在台灣是現在進形式，不是完成式。冒大不諱予以「紀念」，實值商榷。
此外，有關命名程序的爭議，言者已多。其關鍵是，光耀民主自應行不由徑，開中門、走正路，而非關門密議，突襲游擊。前屆閣議，法制程序遠未完備，民主銜牌竟成為全民猜謎，此豈是光耀民主之大道？如此唐突民主法治，設想他日若閣議廢除總統府組織法，另以院會繕就「總統室組織規程」，不待國會可否，即搶先於某處掛牌開張，可乎？
中正紀念堂的民主意義，其實是提醒人們反省歷史上的君主制。要光耀民主，宜速覓新處，重新徵圖並經公民審議。前屆閣議唐突法制，為帝陵穿民主新衣，企圖樹立民主「新道統」，本是多此一舉，反倒使全民少了一個史鑑君王、遊戲創意、顛覆蔣公「舊道統」的空間。
不想台北市卻也跟著玩起了道統游擊戰、運動戰，凱道加註新名之舉，使善於選戰之士竊笑正中其下懷，為日後總統選舉又添了話題火藥，最大程度消耗支持者的腦汁和口水，再無餘力反省環評教改、農漁困境、勞工待遇、產業競爭力、第三黨創建與兩岸僵局。
其實政院與北市的設想並非積不相容，例如修法改提「總統文物館」，賦予典展民主化前後台灣最高統治者文物職責，則一來可達威權符號轉型之目標，將嚴前總統、蔣經國前總統的文物，以及李前總統、陳總統等人推行本土化民主化之史蹟納入。甚至歷任日治時期總督、台灣民主國領導人、清領時期台灣諸巡撫知府、荷鄭時期治台將領文物，也可海納百川。
例如對岸南京「總統府」地名不改，收納太平天國、兩江總督、民國總統等三文物館室，即是一個類似的加法邏輯。如此處置，既無損古蹟，又有助豐富台灣歷史風貌，則中正紀念堂堂匾與牌樓文字，仍可如同前清「太和殿」般保存。此一「進步、共生」的思維，值得政院、北市考慮。
（作者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