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人一樣，當衛生署公布某家奶粉含三聚氰胺時，我也把家裡的半罐奶粉拿去退錢。假如已知下肚的東西有風險，同時還有其他的替代性選擇時，為什麼不退貨？這是起碼的避險本能。

　不可諱言，事發後要求退貨還錢是非常消極的救濟行為。相較之下，晚近益發蓬勃的綠色有機飲食風潮，則是更積極，也是相對自發地希望朝食品零風險的方向邁進。更根本地說，綠色有機不只是拒絕類似三聚氰胺毒物的惡意矇混，同時也激進地質疑許多被當代食品工業視之習以為常，同時又獲得官方背書的食品添加成分。

　我曾經試圖建立有機樂活的消費習慣，特別是為人父之後。不過我很快就放棄了這個「已知」的積極選項。理由是，有機樂活的代價總是考驗著消費者的物質基礎，它的階級門檻顯然可見。雖說健康無價，但許多人在他錙銖必較的現實生活裡，仍不可能毫無限制地投資在追求絕對健康的「經濟黑洞」裡。

　多數人還是跟我一樣，必須每天與這些大量生產，甚至境外輸入的平價食品打交道。換句話說，健康維護與風險趨避主要還是落在這個讓人戒慎恐懼的口腹場域。倘若「中國製造」業已成為現階段無可否認的全球現實，則「中國製造」所衍生如毒奶粉災難的系統性風險，就有必要被納入在一個雙邊，甚至多邊的預警與監管機制裡，因為它的實踐結果是雙贏、多贏，而非孰得孰失的零和。

　在毒奶粉事件之前，SARS疫情也是珍貴的歷史教訓。當今，不只是新興傳染病蠢動，即便是曾被科技樂觀主義者宣布絕跡的傳染病亦已重現。在這樣的複雜情境下，都市不但如昔地續作傳染病的溫床，同時也因人們的跨境流動頻繁，而增添防疫難度。倘若有此認識，則作為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都市化經驗，對於向來體認到跨國合作必要性的公衛知識來說，已構成了莫大挑戰。偏偏這個全新的經驗，連中國政府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因為這個都市化奇蹟的創造，古今中外毫無前例可循。同樣地，雙邊或多邊的防疫合作總比單單寄望中國政府的單邊努力來得實際，且更有保障。

　在學術上，中國的轉型及何去何從，仍是一團待解的謎，率爾美化與醜化都無助於真實問題的釐清。從一九九○年代後的經驗來看，所謂轉型國家的體制脆弱性往往超乎想像，而中國縱使仍在國家強有力的支配下進行它的改革開放，但包括毒奶粉在內的黑心商品與監管體制的東補西漏，卻也說明了這個轉型過程仍處於進行式，並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因此，被期待與疑慮相互拉扯的二次江陳會，如果希望能讓兩岸關係從破冰到常態化，則其永續性便得建立在兩岸的相互依賴已經無可避免的前提之上，並承認彼此都對該過程所可能衍生的系統性風險所知有限，否則無以產生協商與對話的必要，遑論行動綱領的籌謀。

　唯有如實回應人們在日常生活裡面對中國的徬徨，並視之為某種待界定的體系性風險，而非一件件的偶發意外或零星隨興的利多，所謂台灣主體性才能被包容在兩岸協商的互惠框架裡。甚者，類似核心議程的願景不只是涉及慣所認為的兩岸關係，同時也隨著「中國製造」的流通性與中國都市化的歷史性，而具有一定的全球意義。

　也因此，僅僅抵制二次江陳會之議，驟然力倡全面杜絕「中國製造」，或概稱黑心，則除了把憤怒與恐慌加溫到沸點之外，充其量只是一種防衛性姿態而已，對於公眾健康與安全的維護收效甚微。然若二次江陳會僅僅是行禮如儀的「官方對談」而與民無涉，則該等想法便存在了不斷被強化的合理性。

　（作者為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