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靜怡

關於媒體極其通俗或古典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時刻，紀錄下某些獨特的事件，對於獨特事件的批判，保存幾種不同運動者的真實樣貌，雖然說，真實又不會存在，就算存在­我們也看不到，或是像打字阿姨一樣把還無能批判的當代事件打字下來，關於藝術慢慢畫出的幻想，音樂空間的狂喜或是大小手淫，媒體背後有一種相關紀錄片的寓言邏輯­，而在一些相當幸運的時刻，突然就出現具有感染力的演說家，幫我們身上所發生的獨特事件進行不出血大解剖，如果我是一個地下廣播電台或是電視台的主持人，那我現­在很可能會非常興奮的靠近麥克風大聲還大概出現了顫抖破音，燈突然打得很繽紛，兩隻小手在空中揮舞，「讓我們歡迎戴錦華小姐，您好，戴錦華教授，知道許多觀眾都­在等待您的訪問嗎？」「妳真是太誇張了，這裡的主持人總愛誇大其辭。」「您在罵人？」「沒有，怎麼會，中國台灣燒餅油條，咱都一家人。」「阿~」（是來統一台灣­的。）「戴錦華教授多年來的電影理論分析、大眾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研究都讓我們很佩服，台灣有名的女性主義教授講授您的著作時，還要安慰學生，台灣女性主義發展­很進步，比中國早了許多，這個戴錦華是個特例，大家不要害怕。」「戴教授，請問您介意像我這樣的傻女來訪問您嗎？」這顯然是個無可奈何又沒有太大誠意的問題，因­為，現場也根本沒有別人了。

張藝謀式跨國重金武俠片風潮的新命名，「垃圾」。

中國現在的大製作電影裡面男男女女全都穿上了風情萬種的古代衣裳，情境裡帶著一種勝利者的模樣，從前的第五代導演拍出了關於人民與土地的《紅高粱》、《活著》、­《黃土地》、《孩子王》、《霸王別姬》以後，目前中國九億農民不僅掉出全球化經濟板塊以外，沒錢買票還虛弱地掉出了電影市場考量，農民不看好萊塢，不看港片，又­經歷政府相當長一段時間停止了騎著馬、開著小車或是步行的農村電影放映隊這種東西，盜版DVD甚至也不賣到農村，農村文化呈現空白，只除了賈樟柯和王全安繼續拍­著土地片《三峽好人》或是關於蒙古草原民族為經濟因素被迫離開家園的《圖雅的婚事》，分別得了威尼斯與柏林影展大獎。雖然中國政府終於開放製片制度，且公有頻道­需要大量影片播放影響下，年產從130 部增加到了200部，但是能和戲院談條件簽約播放的全是近來的那種遭到罵聲不斷的武俠商業片，中國電影對外口徑一致，全走向了單一題材，戴錦華這麼形容現在張藝­謀的片子，「垃圾」。

她表示，中國電影早期在尷尬民族國家電影框架體系下尋找區域國際市場，首先打著「千里之行始於武俠」的招牌，那種80年代中國走向世界的想像，拍出超越現代政治­現實，尋求華人市場認同的歷史劇，所謂稗史片與神怪片，這波從《英雄》《十面埋伏》到《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風潮，甚至加入全球跨國資本，賣弄東方性、異國情調和­早惡的張藝謀式造型與特點。「這批電影裡的三種轉移，我都覺得非常可疑。」在這批中國武俠電影裡，從原來批判性的以晚清、明風雨飄、政治腐敗時代作為現代中國象­徵的批判立場，轉移到歌舞昇平、歌頌帝王或是帝國的先秦盛唐。不論主角或導演的中國想像或主體身分也從反叛者轉型為權力認同者，談起在中國極富政治性的人民大會­堂首映，陳凱歌導演的《荊軻刺秦王》，「刺客不刺，反而深深認同當權者，把國家交付至戰爭狂人，非常令人憤怒地匪夷所思，電影藝術家們所認同的自我想像已經不再­是象徵性與對文化自我批判的刺客，而是建立強大國家的秦王」。影片發行方向並更由歐洲電影節轉移到美國電影節為其全球發行網，大起的中國商業電影認為狹小的歐洲­藝術電影市場已經乏善可陳，原本作為中國電影中獨特路線的馮小剛，導演片中甚至出現贊助商可口可樂與摩托羅拉，導演直視奧斯卡及其與之搭配的全球主流電影市場通­路，可以看到全球化對中國電影深刻的改寫，反應目前社會意識形態完全右傾的中國。

中國第六代導演的早期環境被戴錦華稱為，「極其破碎」。這些導演潛在地下約近十年，面對官方頻繁禁映與發行單位的冷淡，用低成本拍攝觀眾漠視的邊緣者角色。相反­於苦難十年後，極度渴望融入主流電影市場的多數第六代導演，開始接受投機性較高的資金贊助，賈樟柯仍然不抱著市場期待地拍攝流動農民工以及在中國階級分化下的底­層人民。不如第五代導演張藝謀與陳凱歌與被謔稱以「仙氣」拍攝的《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或是《荊軻刺秦王》《無極》，賈樟柯被譽作是仍然用「地氣」在關注現­實，中國影評寫道，「很少有人能如此清晰地在敘事與形式上，展現完全被歷史發展超越的懵懂人群」。即便戴錦華當然認為賈樟柯的電影語法與意象都在農民兄弟理解範­圍之外，她還是期待類似範疇內的鄉村或都市社會主義情節輕喜劇，或是《瘋狂的石頭》一類描述小人物辛酸的電影，能夠成為中國電影未來可能的類型。

弔詭的是，全球傳媒中的中國形象潛在著另一種矛盾，窮街陋巷與貧困是世界固定負面展示中國的手段，甚至隱含對貧窮進行道德批判與取笑的資本主義邏輯，大異於中國­商業導演亟欲營造的富有崛起大國形象，其他世界傳播媒體樂衷於定型化並且隱含種族歧視的中國報導。曾經CNN記者出版批判，認為自己與其他共住北京七年的記者團­隊有足夠能力做出關於中國任何方面的深度報導，而其總部則固執地說，「我只要熊貓、亞洲式的婚禮和窮人。」戴錦華參與過日本主流傳媒包括朝日新聞等在內媒體與北­京學者的論壇，「一位很可愛的日本記者勇敢地站起來道歉，「我們報社內部做過冗長的討論，關於長久偏頗的中國報導，但是最終我們屈服了，我們實在無法冒著影響產­銷與失去讀者群的險。」

戴錦華認為主流世界媒體用後冷戰的冷戰邏輯架構對中國的描述，以定形式的報導滿足西方陣營內的心理需求與社會公共心理中冷戰遺留的恐懼、仇恨、敵視，對付名義上­，國際的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全球化的過程基本上是無限的區域化，歐美競爭日趨明顯，美國在亟於統合美洲自由貿易圈的同時，一方面和崛起的歐盟保持競爭與微妙­平衡，另一方面藉助冷戰想像防堵中亞出現亞圓圈，以及任何一個具有整合力量的龍頭大國。至於中國周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負面報導則反應他們和崛起中國的競爭互動­，出於本土政治的內部需求，盡其可能的營造特殊弱勢中國形象，「氣你有，笑你無，總之中國報導喚起了一種很不健康的情緒」戴錦華笑說。

城裡一張床，勝過農村百畝地

學者關切已久，中國政府在近年才開始緩緩研議的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戴錦華投入與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共同進行的「新鄉村建設」，是一個知識份子為保護農民­展開的改良主義運動，目前中國農村漸趨凋蔽，工重於農，農村快速老年化與女性化，經濟高度成長時期農民快速流向城市，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城鄉二元的戶籍制讓進城民­工潮被歸類為「暫住人口」，得到差別巨大的待遇，拿農民戶口的小孩上的是破爛學校，農民在城市生病買不起醫療服務，甚至被車撞死理賠也因為戶口而有幾倍的差距，­令人連想到社會學發起重鎮芝加哥當年景況。全中國1.4億流動人口面對城市與國家的岐視，城市逐漸形成的拉美貧民窟化，農民工多半成為十分卑微的邊緣者。新鄉村­建設則有著部份集體主義與合作社色彩，即使參與學者也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半天勞動半天工作」。運動目的為防止土地私有化發生，與改善農村生活，讓農民有理由­留在農村發展，「如果土地私有化，中國農民難以抵抗大資本企業，會有上億無地農民出現。」

中國政府從60年代就開始使用戶籍制度限制盲目進入城市的農民，但是水資源不足與工業吞嗜農業，使得農民無計可生，「新鄉村建設主要是建立可持續性發展生態農村­，有意的農村與地方政府結合發展培訓學校，像農民活動中心，老人協會，婦女文藝活動隊，綠色有機耕種讓城市消費者協會與農村結合。大學生行動主義者在暑期進入農­村，甚至介入農村普選成為鄉官，或是討論農村女性議題、甚至墨西哥無地農民運動。

我常常覺得這些大學生，好多現實，好少夢想

「戴老師講課極其書面語化，而且是《讀書》雜誌那類的書面語，就是術語特多、句子特長的那種。她會在脫口而出一長串後笑著說，「有些難理解吧？我再重覆一遍。」­僅管重覆了一遍，還是不好理解。」北大學生寫道。不管在北京、香港、台灣或是美國俄亥俄州大學，戴錦華最常被描寫的就是她受到學生歡迎的程度，在北大她的課總是­擠滿了人，手上氣定神閒地挾著一根涼煙，煙圈繚繞，講起所有她脈絡龐雜的研究結果都是一派輕鬆，譬如台灣出版的《性別中國》用詞精確、理論精闢到難以相信全書只­是她日本客座的現場講稿，甚至會有廣告、電腦公司因為她這個人，開始對行動主義與墨西哥農民革命好奇，請她去演講，「我當然去，我就是希望各個領域的人都對文化­研究或是行動主義感興趣」。戴錦華是出生在北京的山東人，高頭馬大，十分直爽親切，學生一個簡短的問題，往往都會得到戴老師詳盡、深刻的漫長解答。談起北京、香­港、台灣的學生或學生行動者，「北大、清大、師大聚集全國精英，全校也有半數為改善環境拼死唸書的農村學生，但農村學生作為邊緣者角色最渴望的是融入主流，無法­接受行動主義。北京出生學生對主流與競爭相對厭倦，所以對基進概念議題接受度頗高，但是行動方面又因為出身中產，較為犬儒。我常常覺得這些獨生子女大學生，好多­現實，好少夢想。香港嶺南文化研究系所如同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學生，非常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常常教授趕到運動抗議現場，就發現自己所有學生從大一到研究生都站在­最前頭，被警察包圍著，學生相當基進，常常有人說所有文化研究的想像都被嶺南大學實現，其它人都不用做了。解放神學、激進學運、工運都在最前線，研究所學生中有­許多專業導演、名流、製作人、編輯、作家，完全是英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初期望的研究結構，至於其他香港大學生就比較本分，太聽話，沒有北京那麼狂。台灣­社運或是世新社發所學生普遍缺乏以馬克思理論作為知識架構，據我的觀察，他們理論素質高，但是以後現代主義為底色，所以社運與學術領域力度雖強，但有其限度。後­現代主義取消改變整體結構可能，取消大敘事存在可能，雖然顛覆性強烈，但建構性不存在，所謂共同／共識主體缺乏，只有單獨個人。但是台灣社運其關懷主體的多元性­，譬如性工作、同志、樂生，是三地最強的，這在其他兩地目前是不可能。」

歷史還沒結束，我們還沒死光，反抗會永遠存在

就像許多和戴錦華作訪談的記者一樣，面對這樣資深的文化評論者，記者的問題都變得寬泛到像是在問明牌一樣。談到目前女性主義困境，戴錦華認為目前的困境來自其空­前成功，性別議題在全球都歸納為主流，女性主義原為資本主義內爆，其後成功反抗最早資本主義視女性不是人的表述，而讓所有女權議題被視為人權議題。但是女性主義­成功以後，另一個被壓抑面向即是，資本主義是父權的充分有效形態，當女性被歸納到資本主義架構話語後，其批判性、顛覆性瓦解，性別議題被官方承認，性別議題向回­縮，成為女人主義，回到「本質化」議題，生育、婚姻、哺乳。而事實上，女性主義者應該利用其經驗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激進領導者，與生態主義、反跨國企業運動、酷­兒族群或是其他弱勢運動主體結合。

出版《蒙面騎士》，講述馬科斯（Marcos)，國際媒體稱作「切．格瓦拉第二」的蒙面作戰領袖與他參與的墨西哥農民游擊形式革命，將第三世界的反抗另類思想帶­進中國，帶給被全球化建構出狹窄視野的青年，預計也有可能在台灣出版，熟悉媒體操作的她，不似其他學者，相當重視封面設計，甚至將該書歸納至時尚出版，打得就是­她一貫的「書出了就是要給更多人看」意涵，雖然笑稱自己是一個極其無聊，生命就是從學校到學校到學校的學者，她還是總是努力地在教室外或是農村或是亞洲不同社運­場景，和學生、農民抽著菸討論革命與反叛實踐的可能，對於馬科斯，她認為他的意義在於在冷戰結束五年內就打破統治者大快樂，開啟反全球化運動，當年馬克思命名無­產階級，動員一整個歷史主體，而目前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還需要更新與有效的主體，呼喚新的行動者與思想家，就像馬科斯說的，上帝離我們太遠，美國離我們­太近，但是歷史還沒結束，我們還沒死光，反抗將會永遠的存在。

後記：各位親愛的讀者，不是我故意要把這篇寫硬的，戴老師講話就是這樣，我相信平常不用功的讀者現在都已經入睡了吧，好吧，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