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德希達曾指出，大學是珍貴的遺產。他提出「解構型知識分子」的概念，指出知識分子的特殊責任，就在於在學校內外為公眾輿論說話，同時又要回答思想的要求。一方面不能脫離公眾輿論，但同時不能停止對政府提出問題。亦即，既要尊重人權，又要對濫用人權實行專制暴力保持警惕與抗議。

　陳雲林訪台後，我們看到鎮壓形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聯手踐踏人權，尤其，扮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先鋒的傳媒，更透過電視、網路、手機等媒介，如「幽靈性」以即時性、多元性和後製性手法，營造抗議群眾的暴民形象。置身視覺（影像）中心主義的時代，意識形態工具掌握景觀社會，透過更深層的無形控制，試圖削弱民眾的反抗力和批判性，試圖使個體只能單向地默從，進而達到政治冷感的效果。

　但可貴的，一場由大學生為主體的靜坐抗議活動，要求馬劉政府公開道歉，並修改集會遊行惡法，即使學生透過架設部落格，以網路現場直播發聲突圍，卻也難逃強勢媒介汙名化的粗糙操作。在「學術全球化」趨勢下，強調學術用戶對「專業技術」的需求，理念漸次式微，學生卻以行動實踐顯示理念未死。「野草莓學運」是否能啟動「野百合」學運效應尚不可知，但特定媒體頻頻透過所謂「名嘴」，對公民社會的自主性，造成傷害。

　所謂「名嘴」，無非是一群每天都會在電視和報紙上露臉的熟面孔。他們透過媒介，彷彿自身人格化為一個（偽）明星。其實，政治是一場十足虛偽的作秀，他們成為名嘴，卻難以提供任何關於真實觀點的選擇和論證，只要可消費，誰還在乎真實性和倫理感，消費循環才是利基所在。難怪論者早已指出，經濟發展的主要產品從「稀有奢侈」轉移到「日常消費」，就是所謂歷史。觀賞名嘴胡扯或爆料，形成一種日常消費，人們往往被迫更深地墜入無法掙脫的時尚景觀偽消費之中，也就更鞏固國家機器的「統治有理」。

　心理學家羅洛．梅曾指出，「革命家」是尋求外在政治變革，當現有政府治理下的處境變得難以忍受時，某些團體就可能會尋求推翻政權，堅信新的形式一定會更好。然而，許多革命造成政府不斷輪替，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處境甚至比先前更不利。如同「馬上好」成為口號，恐怕不只是跳票問題了。

　羅洛．梅認為「反叛者」則是尋求內部的改變，也就是態度、情緒及人民願景的改變。反叛者就像蘇格拉底，以政府的牛蠅自許，防止政府自滿自足，那是邁向墮落的第一步。反叛者的真正意義在於唾棄權威，是為了實現大眾肯定的人生願景與社會正義。

　大學生對政府的抗議和反叛，是否會獲善意回應，尚待觀察。想到七等生在一九八八年的小說《我愛黑眼珠續記》提及，「將來的社會，在朝或在野，均能產生失敗者反撲的現象…真正使人付出思考的是人性的問題，一切事態背後的主因都是人性，它使人有正義，也使人有腐敗。」活現時下官場現形記。雖說，這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路要怎麼走，才不至於走入迷途，就不能只是盲從「名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