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市（研究生）】
　近日質疑「野草莓學運」之正當性者，是批評者認為學生、教授與公民之所以如此憤怒，莫非是因為此時暴力不幸加諸己身，才會在一一○六之後突然大感不平；若然，這其實是一種以偏狹的「悲情意識」，並不具備普遍性。

　然而廣場上不分藍綠立場的「草莓世代」，真的是因為悲情意識作祟才願意在期中考週頂著驕陽、忍著寒風靜坐的嗎？

　廣場上大多數的學生、教授與市民，並未參與圍城行動。促使他們站出來的，是十一月三日開始，國家不知節制的管制行動。這些對付一般公民的行為，使得尋常百姓，強烈地察覺這樣的暴力可能會施加到自己身上。更令人害怕的是，許多警察、官員喜歡援引「集會遊行法」，在「惡法亦法」的荒謬邏輯下，將警察的濫權行為完全合法化。

　一連串的事件告訴我們，把暴力合法化的能力，只有國家才能擁有；反過來說，唯掌握國家機器者，才能任意將暴力合法化，是以「國家暴力」是人與制度相結合、且缺一不可的特殊暴力形式。群眾暴力固然可怕，但由於沒有制度將其合法化，故受暴者容易得到同情；但國家暴力卻因為制度的幫忙，使得受暴者除了身體受創，還得背負「犯法」的罪名而含冤莫辯。在人人不願承擔罪犯名號的陰影下，國家暴力成為最駭人的生理與心理箝制工具。

　這也是為什麼「野草莓學運」的訴求聚焦在國家暴力，且堅持要一併追究制度（集會遊行法）問題與主政者（總統、行政院長、警政署長、國安局長）責任的原因。靜坐者們反對暴力，但更無法忍受假制暴之名、妄施國家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