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運動目前遇到的困境，就筆者分析，主要可分為對內與對外。對內，儘管號稱上千人參與，但群眾過於鬆散、來去的流動性與異質性皆大；而實質上撐起許多行政事務的，是十幾位熱心學生組成的工作小組。但這十天下來，不僅群眾熱情消退，工作小組也早已疲累不堪。對外訴求上，政治責任部分，政府不願正面回應，《集會遊行法》修法訴求又政府遭以拖待變。如今狀況可說是內外交迫。

去中心化與中心化間的辯證

野草莓的群眾是經網路動員而來，並非透過既有團體、社團脈絡動員，因此參與成員之間多半互不相識。在群眾如此「去中心化」狀況下，帶頭發起抗議的學者與少數學生，在11月6號，行政院門口時，自然主導著運動的節奏與步調。隨著群眾被驅散至自由廣場，發起學者的退位後，學生決策小組與工作小組開始接手，由現場群眾決定持續靜坐方針。

然而，接手決策、工作小組的學生，普遍將自己定位於維持行政事務的運作，對於運動的策略、方針與訴求，多半交由現場靜坐學生討論、表決。雖然可因此對外宣稱落實「直接民主」，卻因為群眾來來去去，做了決定卻又不需要負責。最後執行決策的重擔又落回那十幾位決策、工作小組頭上。

被群眾推著走？

決策、工作小組，將擬定運動策略的責任完全推給一群不穩定的群眾，自居於執行角色。自此，整個運動一直呈現一種混亂、方向不明的狀態。核心的決策、工作小組也並未認清運動初期的風起雲湧，實立基於群眾的激情與許多的偶然條件交相配合，隨著激情消退，運動的持續需要由自己創造出更多的必然。也因此，野草莓運動目前為止並未發展出較為穩固、堅實的組織與動員網絡。整個運動步調只得一步步被現場群眾推著走。

運動的內部動態？

雖然辛苦地維繫行政事務，但作為運動的決策小組，他們的表現或許並不稱職。然而，這場運動內部儘管檢討聲音不斷，群眾也經常公開發表對運動的不滿和種種意見。雖說做不好就應該換人做，但是一直以來，這些不滿並未匯集成針對運動內部決策小組的良性鬥爭。究其原因，或許因為群眾皆為原子化個人身份參與所致。如以結果論，以上這些狀況證明了野草莓運動並未遭任何特定組織集體介入，也是其開放性的由來；弔詭的是，也正因為這樣，這場運動才顯得如此混亂無章。

政治潔癖與迴避衝突

然而，除了上述問題外，野草莓運動呈現出的另外一些特質，也限制了這個運動的發展。打從一開始，學生就主動拒絕許多藍綠政治人物的參與，並強烈反對外界對其政治立場的質疑。就筆者觀察與了解，參與學生性質的確無法單純以綠營支持者一概而論，甚至一些人在總統大選時，將其選票投給馬英九。然而就其修改《集會遊行法》訴求來看，如欲真正推動修法，拜會立法院各黨團，針對特定立委遊說等作法實在無以迴避。因此，高度政治潔癖雖然為運動塑造了一定正當性，但卻有礙於進入政治領域實質推動修法。

至於要求政府負起政治責任，道歉或下台的訴求，如欲達成目標，勢必得對政府不斷施壓，甚至升高衝突的規模與層次。然而，自從在自由廣場靜坐以來，警方不僅不主動驅離，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力也一天天地少了。如果繼續安於自由廣場，對政府來說，恐怕沒有壓力可言。但學生對於「和平理性」形象的自我要求；以及去脈絡地譴責「形式暴力」，卻不加以細緻分析區辨，皆淡化了抗爭本身的衝突性質，也造成無法繼續升高衝突施壓的結果。

怎麼辦的大哉問？

平實而論，野草莓運動確實召喚出原本被視為冷漠的許多七年級生。隨著譴責警方暴力的方向，《集會遊行法》的問題也能再度浮上臺面。然而，不管是要求學生應與社會連結的期待，或是將其視為「純潔學生理想」的象徵，甚至高呼「網路社會運動」的來臨，恐怕都無助於解決現實的種種狀況。激情過後，野草莓們要處理的問題可是千頭萬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