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了好一陣子的「野草莓學運」終於在上周末北中南大串連,在自由廣場上由兩首詩歌揭開序幕。一首是〈讓野草莓團結我們〉,呼籲長期在政黨惡鬥下碎裂的台灣公民社會團結起來響應修改「人民集遊法」的訴求;另一首叫〈我在、都在、還在〉,意欲召喚野百合世代而今已為「野教授」們現身支持進行世代大串聯。
說來有趣,現場氣氛完全不像過去悲情式的街頭抗議,蠻像不同學運世代的周末派對。心底不禁驚嘆,哇,解嚴二十年了,悲情抗議鑼鼓聲終於演譯成了詩歌。
令人驚喜的,這回野草莓有許多結合科技和創意的表現,包括自寫自唱〈野草莓之歌〉,靈活運用網路科技做現場雙語即時轉播,豐富多樣的街頭劇場表演,把抗議當作遊戲,把口號變成體操,甚至把一個本來是負面意義的「草莓」以KUSO形式轉變為自我認同符碼等。這一代的養成雖像草莓般稚嫩,但看著學著解嚴後公民社會各式各樣的街頭組織和集體行動,也意外早熟地蔓生起來。
野草莓的主要訴求,也是民間討論已久的「動員戡亂時期人民集遊法」之修改,這是朝野共識,沒有太多爭議。值得深思的倒是,國民黨因為怕民進黨激進群眾近身攻擊大陸來訪代表,會影響兩岸未來長期的和平談判。老實說,政府要做的,應當是針對爭議性過大的兩岸議題,在事前做詳細說明以讓民間安心,讓談判有說服力,而非沿用過時的集遊法來過度膨脹警察權。更不用說,那大陣仗的街頭鎮暴隊伍,只會不斷喚起過去威權時期不堪的歷史記憶。
二十年的民主改革,不管成不成功,已經使民主遊戲規則被改變了,真正讓我們停滯不前的,反而是想像力不足的政治語言。長期的政黨惡鬥,使得國會功能不彰,修法進度嚴重落後,政黨代表無力「代言」公民社會發出的改革議程,這才是值得商榷與追究的。而學生運動在這種二元對立中出現,可貴之處正是在政黨惡鬥裂縫中,發出青年公民切實切事的改革之聲。
每一個國家的關鍵轉型期,幾乎都由學生運動來代言。二次戰後歐洲社會大轉型,就是由法國六八年五月學運來提出改革。九十年代市場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包括如何處理「新移民」工作權等社會重分配問題,也由去年兩次青年學運來伸張。八十年末中國經改引入市場體制和自由思潮,鋪陳了「天安門學運」的基調,中國青年要求政府在開放市場經濟時,也應相對實現民主改革。而台灣戰後第一次大型國會全面改選和改革訴求,也是借由野百合學運來發聲。
從這個角度來看「野草莓」的政治要求,似乎就只是要求台灣國家體制變得稍微「正常」而已!正因為它的訴求過於特定,又沒有爭議,缺乏了足夠的對抗性和社會基礎來持續運動的拓展,這是未來的困境。
美國戰後嬰兒潮克林頓那一代學生運動,寫出了舉世聞名的「休倫港宣言」,對戰後富裕美國進行激進社會批判,指出形式民主無力關照的社會議題:「種族平等」、「社會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它不但代表戰後嬰兒潮世代重要視野,也形成七十年代北美地區「社會民主制」和「進步城市」實驗的理論基礎。而法國一九六八學生運動之後,學院更是培養出無數主導歐陸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家,形成戰後歐洲「反思現代性」重要的歷史定音鼓。
十八年前,台灣經濟奇蹟背景下成長的野百合世代寫出了「自由之愛」爭取言論自由權,提出「國會全面改選」要求民主改革議程。在台灣經濟奇蹟逐漸褪色後的荒地上成長的「草莓世代」,對轉型中的台灣和世界有何「社會改革願景」呢?說不定這才是考驗草莓學運能不能繼續「野」下去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