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學運既已告一段落，該是認真反省的時機了。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我想從我看到的一個意味深長的社會學現象出發：何以一個以青春之名的抗議之旁，竟圍繞著那麼多的對之呵護支持的中老年民眾？
如果野草莓是一首青春之歌，那麼它也是在場內外中老年人的關愛與期待環伺之下所拘謹吟唱的。對照起中外百年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諸運動，從極右到極左到激進民主不同的光譜，這是一個沒有世代矛盾欠缺世代特色的世代運動。就此而言，野草莓與野百合其實都不「野」，因為那以青春生命所特有之「野」執戟叫陣既存世界之「文」的血與氣，竟是扎眼地虛乏。兩者都是沒有「青年問題」的青年運動──以狹義的政治議題為核心訴求，不論是否牴牾其主觀願想，成為了既存政治鬥爭格局的一部分。
「有些事正在發生，但是您卻一無所知，對嗎？」這是描述六○年代青年學生對老師、教授或廣義的父權不信任、睥睨甚或嫌惡的一段歌詞。這個睥睨姿態來自一去不返的無價青春期經驗：對愛情的朦朧憧憬、對性的慾望苦悶，以及對現實世界何以如此醜陋壓抑的困惑不解。甘冒「東方主義」的嫌疑，必須說，這個對世界的否定與對家父長的反抗，此一「弒父」母題在當代台灣思想文化地景上是明顯缺席的。
這不是野草莓們的錯。在成人們所搞出的藍綠惡鬥喪氣場景之下，恰如評論家卡維波所指出的，國民黨政權是個走一步算一步的極端世俗化政權，完全無夢，相對而言也只有民進黨還能運作理想主義修辭話語，並擺出「懷抱某種夢想」姿態。青年人在乾涸的文化與歷史想像資源中，在公共行動上「本能地」比較接近民進黨，並以親綠知識分子為師，其實是不難理解。
親綠與否不是問題關鍵，因為台灣的民主前景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是不能少了民進黨這一制衡要角。關鍵在於這些親綠知識分子，或「野教授」吧，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當中，似乎僅僅是由於國家換了政權，從而一夕之間「民間」消失了，「社會運動」也消失了。
八年來，台灣整體惡化甚速是不爭事實。但野教授們對政權該如何面對全球化對公義社會的挑戰、人們該如何停止妖魔化並面對那內在且外在於國人的「中國」、如何盡己之能以推己之心幫那些在野草莓旁流連不捨的中下階層中老年人找到超越歷史悲情的希望…，這些重大現實與倫理議題，都沒作功課。政黨再度輪替後，卻振衣而起，攘臂曰「社運再起」，且以野草莓為鴻鵠。這其實不壞，至少誠實地自道這八年「社運偃息」的實情。
「野教授」由於長時期的論述空白，因此只能急促地把野草莓時空錯亂地帶回二十多年前的台灣，重新搭起擬仿戒嚴時代的舞台，以難以服眾的修辭，誇張了人權與形式民主的危機，曾不惜否定他們自己在面對異己時所自誇的台灣民主化。如果，民主化果真如此脆弱，不堪於一政黨輪替，那不也反身自證了反抗萬惡威權國民黨是用老之招嗎？
「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是清中葉反叛知識分子龔自珍的名言。我們可以據此質疑，野教授們所開出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風氣呢？我不知道也無回答之責，但我知道我對青年學生仍應抱希望，對「那條線」外的中老年人應深具同情，如同我同情我父母親的中國情懷一般，但我必須質疑那個將可能有夢的運動框箍成一個惡夢纏繞不醒的某些野教授們。
認同問題或許經常不是重要問題，但有時是，公共知識分子必須要盡可能地誠實處理自身的認同問題，或更具體地──與其「父親」的關係。也許在這個真誠面對自我的過程中，我們能夠在我們這一代斬斷悲情惡夢與報復慾望。莫作之師，莫作之父，讓青年人自己去做他們的夢吧！而如果那個夢竟是不為我們私心所喜、不能成就我們這一代，甚且不那麼政治正確的話，我們反當雀躍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