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阿公的農村曲— 譜寫農民的生活語境與生存姿態

2005/11/18
資料來源: 

作者:楊翠

我總還記得,阿公那四十三公斤的瘦削身軀,用扁擔挑著水桶澆花,一邊搖搖晃晃的走在田埂上,一邊用他那五音不全的破嗓子,低聲哼唱「農村曲」,曲音律動,音符似乎躍然在他的雙腳上,健步如飛。

如果人間音符是自然音律的挪用與再現,乃至「仿作」,那我是一個見證者。    東海花園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生活空間。一九六二年,父母帶著剛滿月的我,從賃居的高雄返回台中,祖孫三代一大家子,老老小小擠在十幾坪的竹管草寮裡,開始了荒山墾殖的漫長年月。媽媽把長長的背巾拋向屋頂,懸掛在竹管樑柱兩端,就成了我的搖籃。這樣搖搖晃晃地長大,自然界的音符,幾乎成為安撫我成長的搖籃曲。

我們的草寮奉行極簡主義,以竹片、稻草、紅土塗抹牆面,窗戶則以一片塑膠浪板遮蔽,蟲鳴鳥叫,雨嘶風吼,沒有什麼聲音可以被關在外面。尤其颱風過境時,屋瓦門窗齊聲奏鳴,一起哀號,小時候學到「摧枯拉朽」這句成語,在颱風天裡反覆沉吟,覺得真是貼切。因此,蟲鳥歌吟,摧枯拉朽,種種音符旋律,輕緩悠揚,高昂急切,我都知道。但是,生活在沒有電視機、收音機,也沒有隔壁鄰居的花園裡,關於人間音樂,除了學校的唱遊課以外,我要到很大很大的時候才懂得。

這樣的生活語境深深織入我的生命肌理,自然而然成為我認識體系的核心區塊。稍大以後,第一次聽到「農村曲」,覺得好親切,才知道,我所熟悉的、我一直念記不忘、想要回歸的生活情境,其實就是農民集體的生活語境。而阿公那散落在泥土與花徑之間的音符,也終於得以拼湊起來;原來阿公在種花、除草、澆水時,嘴裡所哼唱的歌曲,其實就是「農村曲」。    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受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為著顧三餐,顧三餐,毋驚田水冷酸酸。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午,有時踏水車,有時就搓草,希望好日後,每日巡田頭,巡田頭,不驚嘴邊汗那流。日頭那落山,功課才有煞,有時歸身汗,忍著寒甲熱,希望好年冬,稻仔快快大,快快大,阮的生活就快活。    農村曲,是農民的生活日誌,也是農村集體的生命之歌。陳達儒寫於一九三七年的這首歌,以擬似農民勞動生活節奏的動感旋律,譜寫出農民集體的生活語境與生存姿態。「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午」,多麼傳神的生活實感,而那正是阿公的生活寫照。楊逵,這一個苦臥時代寒冰床,無法在禁錮的時代裡找到發言舞台的文字工作者,長年在乾瘠的石礫土上種花營生,笑說自己是「用鐵鍬在大地上寫詩」,而炎日與霜寒,就是他生活的溫度與實感。    赤炎陽光的記憶,有一些很鮮明的片段。小學暑假,有一次,阿公在太陽下工作許久,正午休工,進屋休息。而我一整個上午都在追蝴蝶、抓蝌蚪、捉大肚魚,玩得不亦樂乎,中午玩累了,回到屋裡,對著才剛坐下來打盹的阿公大喊:「好渴啊!我要喝水!」阿公聞聲起身要替我倒水,一陣頭暈踉蹌,昏坐在地上,我嚇壞了,抓著阿公的手用力搖晃,半晌,他睜開眼睛安慰我:「沒關係!阿公被日頭曬昏了,沒什麼!別怕!」然後掙扎起身,喝下我端給他的一杯涼水。    ◆幻想當國語歌星    如此這般,祖孫生活記憶、童年遊戲現場,以及農民生活實境,互織成為我成長記憶圖景中的核心區塊。「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午」,「農村曲」確實註寫了阿公的生活。但是,少女時期,我固然體認到,自己的生活語境與「農村曲」中農民生活語境是如此緊密貼合,卻還是禁不住嚮往不同的生命音符,渴望不同的人生韻律。    當年,東海花園幾乎與世隔絕,別說電視機,連一台收音機也沒有,即使如此,我仍然不知從何處學到了很多國語流行歌曲,小小年紀,立志要當歌星,經常把被單或毛巾綁在頭上當頭巾,或者披在身上當披肩,把阿公的通舖大床當舞台,高唱「梨山痴情花」、「不了情」、「梨花淚」,幻想自己的燦麗人生。阿公很縱容我,任由我胡作非為,其實我後來想想,他大概是巴不得遮起耳朵吧。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知道自己終究當不成歌星,也慢慢懂得收回遠眺的眼睛,回視自己的現實人生。我其實並未遺忘阿公的「農村曲」,無論是他嘴裡經常變調哼唱的破碎旋律,或是他那一如「農村曲」中農民的生活語境與生存姿態。    高中時候,他曾興沖沖地拿著一卷泛黃紙頁,翻到一頁寫有歌詞的地方給我看,說是自己改寫過的「農村曲」,而且哼哼唧唧唱了半天,我也聽不出所以然。多年後才知道,那是他的劇本「牛犁分家」,以「農村曲」為劇中主要歌曲,並配合劇本需要,適度改寫了一些歌詞。「牛犁分家」是他在綠島監獄所作,一九五六年曾經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演出。其中,第三段改寫為:   做到日落山,不看見田畔,大家還不散,滿身的重汗,為著保生活,保生活,不驚勞苦暝日拖。   末尾還加上一段「大合唱」:   無論風和雨,或是火燒埔,大小都認路,做到滿身土,曝到變人脯,變人脯,只驚債主討錢虎。    與原作相較,楊逵的改寫,更具勞動生活的臨場感,而末尾的「大合唱」則比原作更具社會批判性,點出農民真正痛苦的根源,並不是烈日酷熱、天寒地凍,也不是揮鋤墾殖的艱苦本身,而是「討錢虎」 ──高利貸利用農民的生活困境賺取暴利,讓農民陷入黝暗的愁苦海域。土地極少背棄人、陷害人,看天吃飯,揮汗收成,生活固然艱苦,但享受自己以汗水沃灌而成的果實,卻安然自在;而人類社會人吃人的「文化」,才是農民最難揮棄的痛苦,也是「農村曲」變奏成哭調的根由。    ◆批判性文學風格    陳達儒透過「農村曲」,鏤刻農家生活的苦楚,也寫出他們最簡單素樸的歡喜與滿足──「稻仔快快大,快快大,阮的生活就快活。」農民生活的「快活」,也不過就是企求最起碼的三餐不虞匱乏。「豐腴」與「匱乏」其實是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的;所求不多,便覺「豐腴」不缺,反之,所求過多,儘管酒足飯飽,仍覺「匱乏」。而楊逵的改寫,更犀利展現出農民生活苦境的根源,延續他一貫的批判性文學風格,為「農村曲」的「安貧」底蘊,增添了抗暴的精神。    一九四八年秋冬,二二八事件的血腥氣味仍然縈繞不去,台大學生組成了「台大麥浪歌詠隊」,該年十二月在中山堂演出,燒熱年輕的理想火苗,希望透過民歌的傳唱,為台灣社會找到新生的活力。在演出手冊裡,他們標榜要「把民間樸實的歌聲帶來」,這些民間樸實的歌聲,是「人民充滿憤怒、憂怨、希望和歡樂的歌聲」,是「在遼闊的田野上,零星的村落裡」,由人民隨興唱出的生活之歌。當夜,「台大麥浪歌詠隊」演出他們集體編寫的三幕歌劇「農村曲」,以抗戰時期黃河南岸的鄉下為時空舞台,也援用了「農村曲」的意象,彰顯農民對抗強權、團結抵抗的生存姿態。    所以,「農村曲」是一則可以一再演繹的農村(庶民)生活文本,它可以寫得艱苦吞忍,也可以寫得堅毅悲壯。一九三六年,陳達儒取用真實農民生活情境,寫成辛勤而安貧的「農村曲」;戰後,「台大麥浪歌詠隊」將「農村曲」的意象提煉成「農民集體抗暴」的精神風骨;而在被幽禁在綠島監獄的楊逵,則將「農村曲」經營成一首既卑微而又莊嚴的生存之歌,他放棄了「集體抗暴」的大敘事,著眼於一個平凡家庭的平凡人生,彰顯出庶民生活本身的豐沛力量。    ◆編織希望的夢田

「農村曲」繼續被演繹中。在九0年代社會運動風湧之際,音樂創作者王明哲也曾將「農村曲」改造成進行曲風格的「台灣美麗島」,將農村生活語境與鄉土意識相扣連,歌詞改寫為「咱兜佇台灣,命運相同款,一關過一關,勇氣代代傳,誰人敢欺阮,為了咱台灣,流汗流血也甘願。」甚至到了二00四年的「1113與農民共生」大遊行中,「農村曲」又被注入不同的政治意涵,歌詞改為「透早就出門,走到總統府,天色漸漸黑,為何心酸酸,為著顧三頓,為著顧三頓,顧三頓,不驚走到汗那流。」

「農村曲」被演繹成諸多不同內涵的文本,不僅成為農村、農民共享的文本,也成為台灣歷史記憶圖景中一則共同的敘事,它的動感節奏,譜寫出許多台灣住民的共同生活語境。而「農村」則成為一個象徵;那是一個庶民揮汗生活的基地,也是庶民書寫自己生命臉譜的場域。農村,這片田土,既是現實中混雜著糞臭稻香的泥土,同時也是人民編織希望的夢田。

我總還記得,阿公那四十三公斤的瘦削身軀,用扁擔挑著水桶澆花,一邊搖搖晃晃的走在田埂上,一邊用他那五音不全的破嗓子,低聲哼唱「農村曲」,曲音律動,音符似乎躍然在他的雙腳上,健步如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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