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發生在韓國首爾龍山地區的因為「都市更新」發生警方迫遷當地租戶，引發大火，造成6人死亡，20多人受傷的悲劇。目前，李 明博政府透過 媒體，企圖將悲劇歸咎於「全國拆遷民聯合」，而展開了對其幹部的逮捕動作；另一方面，韓國也可能將提出限制在未來的「都市再發展計畫」裡，禁止「外力」介 入賠償金等談判的法案。這當然引發對韓國在政治上，繼續向「警察國家」倒退的顧慮；20日，韓國警方過度的執法，也成為輿論批評的重點之一。

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恐怕還是在這個事件背後，我們看到的，在亞洲新興國家，如韓國、台灣、香港、中國…等，由 政府推動的各種以「私有 化」為目的的都市更新計劃，這種計劃，通常訴諸一種「中產階級」式的對清潔明亮、整齊劃一，以及注重生活的都市空間想像，但是在背後，卻是各種抬高房地產 價格的建案以及「公共」建設。

西方的「都市更新」

在西方，「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鼻祖，可以推到法國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奧斯曼（Baron Haussmann）在1852年到1870年之間執行的「大巴黎計劃」，透過將巴黎60%舊建築拆毀，修建整齊劃一的房屋、建設公共空間、公園、下水道 系統…等，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將19世紀，居住在巴黎市中心的居民驅趕出去。

歷史上的巴黎，是歐洲幾次重要革命的策源地，大量的無產階級居住的都市、狹窄易於構造街壘（barricade），成為反抗政府民眾的 臨 時據點，在巴黎推動中央集權與資本主義化的拿破崙三世來說，把整個都市來個大翻新，重新定義都市的功能，並且消滅反抗勢力的溫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奧斯曼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確保這個城市能夠免於內戰」；而改造之後的巴黎，「使巴黎人疏離了自己的城市。他們不再有家園感，而是 開始意識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質。」

不僅僅是它執行的「手段」，而是由國家主導的「都市更新」本身，就是一個橫斷破壞民眾原先生活連帶的「國家暴力」，其目的是使這些空間 依附於國家、並依照資本的規則運作。

到了20世紀初期，羅伯特．摩西斯（Robert Moses）在美國紐約推動，以及後來發展到全國的各種「都市更新」計劃，一直到60年代之後，造成居民生活圈的破壞、弱勢居民遭到驅趕，以及種族的隔 離，引發一波波的都市運動，關於「都市更新」的種種問題，才被提出來重新檢討；之後產生尊重「居民參與」、「城市多樣性」…等主 張，因而調和了「都市更 新」的粗暴程度。

亞洲新興國家啟動

回到亞洲新興國家來看，戰後工業發展所形成的都市成長到一個階段，產業及金融集團以房地產炒作作為資本的出口，如果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 與最 近世界金融海嘯後，重新以國家為中心開始的「擴大內需公共建設」，都將為這些都市及都市週邊，乃至都市透過交通網路可及的區域帶來新的衝擊；在台灣，圍繞 著「都市更新」的社會運動，在近年來，已經漸漸形成一個重要的潮流。從1999年，921地震開始，營建資本挾公權力與這個「天造地設」的大好「重建」機 會，跳過其造成人命損失的責任，轉為新的商機；一直到樂生保存運動、都市原住民聚落的反迫遷、重大的都市開發案（東菱電子反點交抗爭、松菸巨蛋、淡水環 快、土城彈藥庫、板橋湳仔溝…等）。甚至於，去年底，在立法院一讀通過的《農村再生條例》中關於「再生區」土地處分的企圖，政權所 顯現的意志，恐怕不在 「農村」，而在於「都市及其延伸」的區域。

這些新興國家的本來具有威權性格的政權，沒有經歷過西方對「都市更新」批判的歷程，就連民眾對於國家以公權力去定義何謂「空間的公共 性」 時，都難以有明確的論述與行動與之對抗（北京奧運的拆遷戶，是「抗爭被鎮壓」，或者「樂意為國家的光榮而犧牲」？），這就造成了在這些「都市更新」過程中 間，展現出特別強的暴力。韓國首爾「龍山慘劇」只是透過火焰和人命犧牲的高光，照亮了這一個基本的結構，這一個場景只是（有幸？）「還沒有」在東菱、樂生 院、三鶯部落、溪洲部落…發生而已。

找尋對抗「新獨裁政治」的支點

在「龍山慘劇」中，民間團體談到了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公權力基於營建資本利益的「單邊」的暴力行為，這種狀況，與台灣當局在每一場迫 遷過 程中所作的，完全一致，而以弱勢者的「居住權」、「人權」為支點，所撐起的一場場「保留」、「反迫遷」運動，對於這一個跨越個案、甚至跨越國界，政商複合 的國家以「都市更新」為支點的新獨裁政治，這對於隱藏在「中產階級」面具下的「進步都市」，產生重要的挑戰性。

然而，對於亞洲新興國家而言，西方的「都市更新」經驗，甚至不僅僅是概念與意識型態的移植而已，在西方，透過「都市更新」而發展出來基 礎 建設的資本，如大眾運輸、污水、廢棄物處理系統，一直到營建工程系統，也都參與在這些國家主導的開發案中，獲得利益，當這一個利益的系統，與這些新興國家 本土的資本重新整合，並透過新的獨裁政治來完成這一個系統的時候，以「古蹟保護」、「族群問題」個案出發的論述，難以碰觸全局，因此運動繞境於「人權」、 「反獨裁」…等更具普世性的論述。

但是，就如「都市更新」是壓迫者的面具，「人權」也只是受壓迫者的面具，拿著這兩張面具去面對著面，難免會生出「都市更新要兼顧人權」 這 種「邏輯性」的結論；這對於更大範圍壓迫／被壓迫者的指認，不易產生作用。如何超越這種行動的困境，在「都市更新vs.人權」這兩張面具後面，找到壓迫／ 被壓迫真實存在與其政治經濟背景，以碰觸到超越個案與國界的行動路徑，這從首爾龍山區火焰的高光一閃之際，彷彿被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