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眷村與歷史記憶

2009/02/28

* 2009-02-28 * 中國時報 * 【郭力昕】

 台灣的外省眷村生活與生命,是當代華人集體流離的一個值得認真書寫的經驗。當猶太人以各種書寫形式,不斷地陳述被壓迫、被屠殺的流離歷史,同時也有具道德勇氣的以色列電影導演,批判建國後的猶太族群成為新壓迫者、和集體屠殺巴勒斯坦人共犯(以色列導演Ari Folman入圍奧斯卡的動畫鉅作《與巴席爾跳華爾滋》是最新典範)時,我們的眷村經驗,在影視戲劇上,有些怎樣的書寫?

 楊德昌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對台灣外省族群的流離經驗,描述得相當深刻細膩。這部於我而言的「台灣新電影」之冠,將六○年代台北某個階層外省人生活樣貌、情感壓抑、和同樣遭受國府白色恐怖迫害的恐懼,刻畫得十分精準,而有了歷史與記憶重量。去年底由「表演工作坊」製作、賴聲川導演的《寶島一村》,在各地造成轟動、一票難求。但在面對外省族群流離的歷史記憶上,該劇避重就輕乏善可陳,再消費了一次眷村經驗。

 《寶島一村》是賴聲川與王偉忠合作計畫,據後者口述嘉義空軍眷村個人經驗,做為某種故事基礎架構,由賴聲川融合其他材料編導成舞台劇。據半個世紀來這個眷村歷史時間縱軸為陳述方式,該劇在不同時代經驗切片裡呈現的,幾乎全是搞笑、溫馨或傷感的記憶材料。我相信這些是王偉忠真實生命經驗,也很精彩動人,尤其被一批優秀的劇場演員表演出來。

 然而,《寶島一村》明顯的是王偉忠對眷村的選擇性記憶。也許王偉忠的生命記憶,有一個特別會過濾、遺忘創痛經驗的機制;或者,他面對生命與歷史的視野或企圖,止於將一切轉化為可賣的影劇產品(例如他在電視製作上也極為叫座的眷村情調的《光陰的故事》)。這些旁人也無可置喙。可是,被封為「台灣劇場大師」的賴聲川,也只能以「情緒產品」締造爆滿的商業劇場票房、接受場場觀眾瘋狂的歡呼與掌聲後,又嚴肅的說「但願我們的努力能對得起這一段歷史,以及所有從眷村出來的人們」,則令人備感困惑。

 我要強調,感性做為策略、或商業做為手段,以通俗進行歷史敘事,皆無不可,也許效益更廣,只要它們不變成訊息或目本身。在〈不是天津包子,而是冷凍包子〉(二月號《表演藝術》雜誌)裡,戲劇學者陳正熙認為,眷村具現了台灣戰後歷史的許多政治、族群、語言等衝突矛盾和荒謬經驗,但《寶島一村》編導在面對這些具有重量的素材時,只能「處理成像電視綜藝節目的短劇一般,一個接一個或者戲謔、或者感傷的片段,卻無法構成一個可以讓觀者咀嚼沉思的完整作品」。

 例如,劇中安排了一位外省父親老趙被被警總抓走,放回來後卻嘻笑帶過;我們不知道他為何被抓,更不知道這個經驗對他的影響為何。又如,眷村第二代大牛和大毛,拚命要離開這個令他們窒息的眷村,但我們不知道生活在眷村的壓力究竟是什麼、為何如此之大。不面對、不追究這些細節,如何對得起眷村的歷史和人們?賴、楊二位皆出身上層/菁英外省家庭,沒有直接的眷村經驗;而當楊德昌在近二十年前,可以將外省族群遭遇的白色恐怖描述得淋漓盡致,今日無須顧慮任何政治忌諱的賴聲川,還擔心什麼?或者,他的戲劇和歷史話語的企圖是什麼?

 《寶島一村》盼望以此劇帶來一些族群和解效果,劇末遂安排逃離眷村的二毛帶著她在民進黨文宣部工作的夫婿回到眷村,然後毫不費力的被眷村人接納!這種不作任何脈絡交代、以致不符現實經驗的情境設計,不但廉價且輕率。族群和解不可能建立在這樣便宜行事、心態仍然倨傲的姿態上。期盼《寶島一村》是最後一個台北外省文化菁英如何對待台灣社會的寓言:他們生活在此逾半世紀,但許多人在心理深處,至今不曾放下得了便宜復賣乖的姿態,去認真對待「村外」的現實。

 (作者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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