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是社運帶頭大哥?

2009/03/08
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民進黨執政八年,自己搞不清楚進步與保守的差別,結果也將大多數人搞得糊塗了。在陳水扁執政末期,民進黨的改革只剩下國營事業正名、拆「大中至正」牌樓、追黨產等政治動作。國民黨一上台,人民才親眼目睹什麼才是貨真價實的保守政權。新政府對於毒奶受害者漠不關心、縱容雇主實行無薪假、用司法手段整肅異已、用警力鎮壓抗議者、用輕佻作秀來倡導「節能減碳」、積極擴編軍訓教官、將農保與國保脫勾、開放離島賭博。可以預見,隨著不滿的累積,新的社會抗議會持續浮現,但是他們不一定會集結成具有政治影響力、能夠持續動員的社會運動。

下台後的民進黨察覺這個政治氣氛,他們突然發現自己的價值原來是「中間偏左」,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於中下階級。黨主席蔡英文宣布今年是社會運動年,原先在一九九六年偷偷拿下來的社會運動部招牌又重新登場。民進黨宣稱要走社運路線,同時運用街頭與議會向馬政府施壓。問題是他們搞清什麼是社運了嗎?

社會運動不是街頭抗爭,也不能等同於動員群眾來達到政治目的。民進黨所設想的,很有可能是去年十一月的反對陳雲林訪台抗爭,在那場事件中,民進黨感受到許久不見的群眾的熱情,彷彿魂魄又重新召回了。事實上,從二○○五年的反反分裂法遊行、○六年的紅衫軍,這種政治性抗爭已經是台灣近來常見的現象,它反映了既有的政治分歧,也進一步深入了社會對立。特定政黨有可能從其中獲得政治利益,但是那絕對不是社會運動,而是政治鬥爭的延伸。

社運是由相對弱勢群體所發起,他們要求更合理資源分配,或更自由生活方式。社會運動往往採取抗爭的手段,因為他們在既有的管道中缺乏發言的地位,因此,不得不以體制外的方式喚起執政者的重視,或是迫使對手讓步。頭腦清楚的民進黨菁英應該是知道這一點。但是問題在於,他們輕易地就假定社運的版圖是民進黨的禁臠,只要將抗爭的矛盾導向馬政府,民進黨的社運路線就能夠水到渠成。

從歷史來看,政治勢力並不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發起者。在解嚴前的抗爭中,黨外人士想插手也使不上力;在解嚴後,是勞工、學生、農民等抗爭活動找上民進黨,而不是相反。如果不是種種八○年代的社運風潮,民進黨不會提出強調反核、生產民主的黨綱。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社運才使得民進黨在成立初期呈現出鮮明的「中間偏左」色彩。

在執政之前,社運對於民進黨的支持是明顯的事實,然而其關鍵並不是在於他們說了什麼,而是在於做了什麼。在以往民進黨執政縣市中,地方政府採取更嚴格的環保標準、廢除校園的情治監控、協助森林小學與地方產業總工會合法化、扶持地方文史社團。換言之,當陳水扁將「綠色執政」包裝成為空洞的「品質保證」時,社運團體看到的是一幅進步政治的雛型,也因此才願意獻上他們的祝福。

事後證明,扁政府拋棄原先信奉的基本價值,再怎麼樣寄望於民進黨社運團體也跟著幻滅了。更不幸地,部分民進黨人士仍不知檢討,仍是炒作「馬巧光碟」議題,以踐踏同志尊嚴方式,來到達其政治目的。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有哪些人權團體、性別團體願意接受民進黨的擁抱?

總而言之,如果民進黨不是走半調子的社運路線,就應該以明確姿態來宣示自己相信的人權、平等、生態等價值,並且制止各種背離這些價值的言行。更重要地,如果民進黨不能以執政縣市長、立委等僅存的政治職位,重新勾勒出進步政治的圖像,那麼再如何美麗的甜言蜜語,也不可能贏得社運團體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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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進黨政客及支持者而言,人權、平等、生態等價值只不過是:
1.民進黨政客及支持者的專利品。
2.民進黨政客及支持者實行鬥爭奪權的工具。

自主社運與公民社會
2013年9月1日 torrent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曾經稍微取得一定正當性的「自主社運」,在這幾年可以說是腹背受敵,但老實說,所謂「公民社會」本來就是各方政經勢力的競技場,如果自主社運是因為找不到像藍綠陣營在台灣「公民社會」所具有的動員基礎,被套上綠皮藍骨、藍皮綠骨的帽子,並奉送中國或美帝同路人的標籤,本來就是活該。
但這腹背兩方的壓力,並不是一邊傳統、一邊現代,公民社會只需要拋棄代表中國的保守勢力,邁向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現代性。而是藍綠兩邊各自有其保守及現代的部分,而諷刺的是,這幾年藍綠「傳統」的部分不斷加大,使得台灣明明在文化融合、政治民主上具有的優勢,卻在面對中國、面對世界上,不斷呈現畏縮、尷尬的處境。
國民黨執政後能夠在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並且在資本、土地、農業問題上完全恃強淩弱,除了有民主選票作為基礎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兩岸整合後中國在政治經濟的強勢總結作為後盾。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現代化,帶來的是越來越極端的國家與社會的矛盾,但大棒與蘿蔔的治理模式,卻屢屢過關,這種內部猶如火藥庫所建構出來的巨靈,最需要的就是透過既有的微血管黨政治理機器,將專制治理邏輯合理化。所以這幾年,中國不斷在尊孔、新儒教上做文章,表現在經濟上,是國進民退,這雖然表面上是有著反「新自由主義」的反美帝特徵,但也有以「抑兼併」為名進行「國家專制」的傳統治理術。所以在社會上,這幾年因為中央的稅收積累龐大,中國政府以建構公民社會為名,補助成立許多政府NGO,甚至黨營NGO,而且各省市民政局「服務外包」預算也越來越龐大,許多原本自發性社會抗議的領導人,也被半推半就被吸納入「政府領導社會」的機制中。
也難怪在這種國家主義再度復興的時代中,中國自由派學者秦暉會定調這是「儒表法裡」的傳統統治模式,所謂的「傳統」,是中國早熟的國家機器作為大共同體,打擊「率土之濱」內的所有社會組織,將統治直達個人,所以就連最被視為傳統、保守代表的「宗族」,都是國家長期打擊的對象,在中國歷史中,除了魏晉南北朝及明末後商品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皆無宗族自治的存在,而是「編戶齊民」。以致於弔詭的地方在於,在當前的中國就算談「宗族」復興,回到儒教原教旨的宗法關係或差序格局,建立起公民權利及小共同體的聯盟,反而有反傳統的現代意義。
秦暉的宗族復興現代論當然過於極端,但卻是一個考察座標。首先,中國在國家力量消逝時,宗族在歷史上的確發揮重要力量,清末廣東擁有龐大公業的宗族,對革命黨就有或明或暗的支援;第二,2011年的廣東烏坎事件,宗族反而是民主化進步的推力;第三,例如Elizabeth Perry的研究,20世紀初期在共產黨進入上海組織工人前,前現代的同鄉會就是發動罷工的主體,共產黨領導工人、使工人覺悟只是政治宣傳;第四,這個觀點也與Polanyi反對的市場交換自古皆有不謀而合,而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打破傳統共同體束縛也是一種理念型的狀態,也就是說就連西方而言,傳統關係仍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重要部分,這是殖民地及新興民主化國家雙元經濟、社會網路論會在近年極為重要的原因。
回到台灣來看,在歷史上台灣因為與世界市場掛勾極早,商品經濟程度更勝於中國沿海,宗族面對清朝、日本、國府統治的適應及「現代化」程度有目共睹,甚至因為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將具有政治反抗意識的地方仕紳清除,留下的功利主義者轉型為「派系」,在政治上還能「鑲嵌」於威權統治下的「假民主」,與國民黨互利共榮超過60年。
這就是目前國民黨統治所同時具有的傳統與現代,展現最極端的就是苗栗王劉政鴻。當前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統治,雖因為初步民主化貌似跳脫「儒表法裡」,呈現出一種「現代感」,實際上在民主政治的社會實踐層面上,卻因為偽民主制度超過60年的運作,西方意義下的「市民社會」參政,各階層或多或少都變成國家統合主義下的「收編」,這裡面「社會」當然也會有嚴重的矛盾,但國民黨長期靠著冷戰結構下的經濟成長,已建立起經濟功利的民粹收編機制,所以劉政鴻的民意基礎就是這種經濟功利累積起來的道德專制。同樣的,國民黨中央也不遑多讓,以自由開放、經濟成長為名的兩岸整合,就是承接著國家主義領導社會的政治正確,而這裡面台灣儒教控、反西化派對這個趨勢不僅張開雙臂接受,還積極化妝,完全是作孽。這個台灣經驗,也是證明極端的宗族復興現代論不可取的原因。
但如果說反抗國家領導社會要靠著公民社會的壯大,反挫除了來自於國共兩黨,近來綠營公民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也是問題。由於公民民族主義本身具有透過奪取國家機器打造社會及公民的實踐取向,這在西方市民社會強大的客觀條件下,都不免經歷多次的民主、獨裁迴圈。在台灣,如果再加上反對「中國因素」下對中國新儒教複雜內在邏輯的簡化處理,反而會掉入鼓吹中國傳統的陷阱。所以在2012年之後,對於從民主化時期就高度政治化的自主社運,被抹為「去政治化」,然後是保守派同路人、天朝主義「左派」的二分法出現。最近這個論述不意外地被推到極端,洪仲丘25萬人上凱達格蘭大道,被激進派視為「群氓」,並論證沒有國族的公民社會不可期待。一連串邏輯就是接受「代表國族運動的黨領導的社會,社會才有正當性」這等中國五毛式妖言。這些論述表面上看起來來自現代性意義的民主、人權,實際上是高度繼承對獨立社會組織高度敵意、不信任的中國國家主義傳統,完全與目前中國推動的新儒教一定程度異曲同工。
雖然台灣藍綠兩陣營挖壕溝追殺觀望派,但兩邊能隔壕溝唱和否定公民社會論,也算是台灣奇蹟。其實反傳統國家主義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中有其基礎,反黨國資本主義的論述就不用說了,最顯著的例子是代表傳統、保守的「鄉土」曾經在文藝戰線上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雖然這個概念在之後轉化為更模糊、國族的「本土」,但積極意義仍然存在。在學術研究上提出「編戶齊民」、中國為國家統治貫穿社會的杜正勝,在教育上就提出「同心圓」史觀,以認識、熟悉、理解自己身邊的歷史、社會與關係,然後一圈圈向外擴大。這種往儒教遠近親疏原教旨「小共同體」靠攏的意識型態戰略,難道能被打為中國新儒教嗎?當然不是,這的確是反中國傳統的論點,也難怪強調大宗法的統派會對此跳腳。但同心圓如果轉變為以「台灣」為中心,那當然就可疑了。
所以說,所謂的自主社運,需要耙梳及辨析的東西太多太多,不會也不能是唐吉訶德式的浪漫,而是要定義、介入高度異質性的公民社會。被打為暴民、群氓的群眾理應有代表自己的組織,組織聯盟後對抗的是打算承繼著最保守中國傳統的國家統治及極端西方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市場烏托邦,敵人從來不是表面上的藍綠而是國家與市場。但藍綠兩端對此樂此不疲的進攻,仍是他們政治惡鬥下難以避免的自我消遣。

藉社運還魂 民進黨狠榨糟糠
2009/02/08 聯合報 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教授兼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http://faculty.ndhu.edu.tw/~cfshih/politics%20observation/newspaper/2009...

下台一鞠躬將近一年的民進黨,經過蔡英文接任黨主席,痛定思痛,終於要討論黨的路線議題。煞有介事,彷彿是要誓師北伐,尤其是昭告天下,要把「社會發展部」改名為「社會運動部」,又有幾分蕭蕭易水寒的悲壯氣概。只不過,傳統支持者有幾人會再剖腹相見,更不用說有多少會相信那套粉餅撲出來的甜言蜜語。
從黨外到民進黨成立,多少人拋家棄子、傾囊相助。到陳水扁沐猴而冠,在眾人的祝福下登基大位。終究,竟然是把自己當作論件計酬的牽猴仔(仲介)看待,把國家名器當作私人恩惠施捨,終於斯文掃地,全家身陷囹圄,把百年來台灣人的反殖民家伙(家當)揮霍殆盡,令人欲哭無淚。
民進黨頭人(領導者)並非無辜的旁觀者,因為當阿扁寡人稱孤之際,大家爭相企盼皇上恩寵,逢迎後宮、絡繹於途,膽敢諍言相勸的創黨元老屈指可數。如今,失去江山、一事無成,即使誓言幡然悔悟,回頭跪拜原諒,眾人聽其言、觀其行,不免冷眼相待。
儘管打著「台灣人出頭天」的旗號執政八年,我們只看到一群餓昏了頭的蝗蟲張口就吃,好像攻陷城池的散兵游勇,燒殺擄掠是戰勝者的特權,完全忘了當年義無反顧的初衷。既然大夥兒排隊等著分封,無人不欠吾皇一次人情,在共犯結構下,大家只有俯首思過的責任。
蔡英文眾星拱月上台,彷彿天之驕子,好像只有她能救贖民進黨的沉淪。只不過,如果為了榮華富貴,竟然可以翻臉棄提拔她的貴人李登輝如敝屣,擁抱今之王莽、投靠師法列寧的新潮流,如此吃便穿便的天之驕子,又怎麼了解苦命子的逆境自強?
在那黨國體制的時代,這些未來的綠朝新貴曲全奉承外來統治者。然而,一旦民意變天,讀冊人(讀書人)頓然搖身一變為「正港的台灣人」,大加撻伐卵翼的國民黨。如果說前總統李登輝的孫臏百忍是為了王子復仇,這些首鼠兩端的牆頭草豈有資格侈談號領群雄?
從一九九○年代初期通過「台獨黨綱」,民進黨諸君就惶惶終日,唯恐這個獨家代理的政治商品會害了進入體制的大計。躲躲藏藏、遮遮掩掩,雖然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也贏得總統大選,卻連口惠也懶得施捨,還要嘲諷死士為自欺欺人,比電話詐欺客還要可惡。如今,還有顏面揚言社會改革?
即使不談政黨對於選民的國家願景承諾,也不去計較過去的食言而肥,我們還要質問,在派系割據、三籓亂政的組織結構下,即使蔡主席有心向上,不過,又要如擺脫新潮流的控制?我們看到,表面上,年底的縣市長選舉有初步的派系整合,然而,由台南縣的候選人來看,黨中央要當事人自行去協調,那麼,如此烏合之眾的政黨,只不過是穿西裝的流氓罷了,又有何寄望可言?
在即將召開的臨時中常會,據了解,黨內已經凝聚議會與運動並進的共識。然而,由半年多年的表現來看,民進黨團幾乎是唱空城,儼然是群龍無首的狀態。那麼,所謂的意味路線,所指為何?
同樣地,近來高唱入雲的「重返社運」,也令人百思不解。如果是將街頭運動當作社會運動,原諒其無知。如果是要藉社會運動還魂,那是不道德的做法,因為︰執政之際被當作見不了檯面的糟糠之妻,最後的剩餘價值都要利用,未免太狠了吧!